拍出《甲方乙方》《红高粱》《霸王别姬》的导演们，都怎么了？

冯小刚新片《只有芸知道》上映已半个月了，票房惨不忍睹。

多少呢？1.55亿，不到2017年《芳华》（14.1亿）的一个零头。单日票房也跌到几十万。

冯小刚和主演黄轩甚至跑到 *** 薇娅的直播间里卖票。

豆瓣评分6.5，在同期上映新片里口碑垫底，也是冯小刚职业生涯评分倒数第二的电影（仅高于《私人订制》5.7分，但《私人订制》是2013年内地票房第6名）。

在微博上，冯小刚遥想当年《天下无贼》票房过亿、包火车车厢去路演的风光，感慨“英雄老矣”的迟暮。

的确，冯小刚曾经是中国电影市场顶尖的人物，但是最近几年，以前拍一部赚一部的“冯氏电影”，眼见得不是什么票房的金字招牌了。

不光是他，他的老朋友张艺谋、陈凯歌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

陈凯歌最新的《妖猫传》（2017）票房5.2亿，不到当年冠军《战狼2》（56.8亿）的十分之一，当年排名第33；

张艺谋最新的《影》（2018）票房6.2亿，是当年冠军《红海行动》（36.2亿）的五分之一，当年排名第27。

要知道在2000-2010年的十年间，这三大导演的作品几乎轮流坐上内地票房前三的宝座，甚至力压《哈利波特》《指环王》等美国大片；

那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一年只进一次电影院，看的可能就是这三个人的电影。

可到2011年之后的近10年里，这三人跟内地前三甲再无瓜葛（最后一部是张艺谋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

他们仨怎么突然不行了呢？

有一件事可能会让部分人感到难以置信：

直到2016年后，张艺谋、冯小刚才先后加入“10亿导演”的行列（《长城》和《芳华》），而陈凯歌迄今也没有单片跨过10亿的门槛。

是他们仨票房号召力不行了？还是他们拍的太烂了？其实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他们三人当年的辉煌战绩，和今天集体的淡出、失语，背后都埋伏着同一套逻辑。

可能到若干年后，人们会说：他们还固执地留在舞台上，可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落幕了。

01 冯小刚：一个喜剧导演的悲剧人生

在冯小刚登场以前，中国电影产业有多“惨”，是今人无法想象的。

整个90年代，国产电影数量和质量都严重下滑。

198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27亿元，观影人次293亿，一个中国人一年要进30次电影院。

但到了10 年后的1999 年，电影票房收入暴跌至 8.1亿元，观影人次不足3亿，几乎是10年前的百分之一。

1998年在大陆上映的《泰坦尼克号》，卷走了当年25%的大陆票房，那一年大陆只拍出了40部电影。

大范围调查显示，“爱看国产电影的人”比例只有9.45%。

冯小刚是把中国电影票房从谷底捞上来的中坚力量。

然而他的成功，纯粹是一个“得非所愿”的偶然。

冯小刚早年父母离婚，跟着妈妈姐姐长大，从小阅尽人间辛酸。

他没人脉、没资源，要想成名成事，只能靠自己，往更高的圈子里钻。

用好友叶京的话说：

“我认识的冯小刚渴望成功，做梦都想出名，为了成功，什么架子都能放下来。”

冯小刚入行电影的之一个“贵人”，是后来《甄嬛传》的导演郑晓龙。

1984年，郑晓龙在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北视中心）当副主任，想做精品电视剧，把作家王朔的小说《空中 *** 》改成了剧。

同年，冯小刚离开了部队，在电影厂兼任美工，机缘巧合认识了郑晓龙，经常找他吃饭，靠着能说会道的一张嘴，深得郑的欢心。

没多久，郑就把他介绍进了北视中心。

1985年，郑晓龙读到王朔的《浮出海面》，笑得乐不可支，一口一个“孙子”，把冯小刚惊着了，他也拿过小说一读，大呼：果然孙子！问：谁写的？

郑晓龙说：王朔，我一哥们儿。冯小刚当即央求他带自己结识王朔，还亲自下厨给王朔做酱猪蹄和椒麻鸡丝，三人相谈甚欢。

搭上王朔后，冯小刚天天王老师长王老师短，极尽逢迎，视之为人生导师，经常搞得王朔脸红。

而声名鹊起的王老师，身边又需要这么一个人。

马未都评价说：“他俩人这算是互相利用。”就是你为我办个事，我再为你办个事。

1988年，王朔的4部小说被改成电影，史称“王朔年”。

1992年，成功策划了爆款电视剧《渴望》的郑晓龙，琢磨着把编辑们的生活攒成个电视剧，找王朔等人拉开架势就写，于是有了《编辑部的故事》。

可临开拍前，剧本丢了，王朔急炸了，就在这时，冯小刚又出现了。

他毛遂自荐，说可以跟王老师一起创作，保证把本子完成。王朔答应了他。

熟读王朔小说的冯小刚，整起那套“夹枪带棒、含沙射影”的京腔，活脱脱一个“小王朔”。

没多久，两人出色完成剧本。

在《编辑部》千百万的观众里，有一个“铁粉”看得着了迷，在家把饭都给烧糊了，他叫姜文。

当时已经做了名演员的姜文找到郑晓龙，说：你们有点意思，我也想试电视剧。

郑晓龙说：“巧了，我手上有部剧，差个男主角，你来演更好不过。”

这部剧就是《北京人在纽约》。

当时已得到编剧署名的冯小刚，又开始活动心思。

通过和王朔、郑晓龙的交情，他顺利成为执行导演，正式开始导剧。

这部剧大火以后，美工冯小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导演、编剧冯小刚。

冯小刚以为自己从此可以手执导筒、平步青云了，但现实给了他当头棒喝。

1993年，《上海文学》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矛头直指“痞子文学”鼻祖王朔。

这直接导致电影只要沾上王朔的名字，拍一个死一个。

1997年之前，冯小刚改编 *** 的三部王朔作品《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月亮背面》《我是你爸爸》接连被总局“枪毙”——“错误价值观导向、丑恶审美趣味”，几千万的投资打了水漂。

“所有投资人都躲着我，我走投无路了。我知道哪些东西是你扛不过的。”

王朔见状，心也碎了，扭身去了美国。

临走留一句话给冯小刚：“你有机会活，不要一起死。”

冯小刚在北京电影厂里嚎啕大哭，北影厂厂长韩三平于心不忍，对他说：“作为厂长，我有责任把你捞上岸。”

1997年前，成龙的电影《红番区》在春节卷走9500万票房，韩三平为冯小刚找来一个拍喜剧片的机会：北影出100万，你拍个“贺岁片”吧。于是就有了《甲方乙方》。

冯小刚背水一战，以极低的成本完成了这部影片，他自己不要钱、零片酬，只拿票房分账。

这是中国之一部导演不领取报酬、参与电影利润分成的影片，也是建国以来之一部为特定档期拍摄的电影。

内地电影的“贺岁档”从此拉开了大幕。

《甲方乙方》收获了3600万票房，占当年全国票房的1/30。冯小刚按协议入账高达117万元，总算扬眉吐气了一回。

连续跑电影宣传、疲惫不堪的冯小刚一度有些恍惚，他在成都脱口说出：南京的观众朋友，给你们拜年了。

没法想象，如果当年《甲方乙方》垮了，冯小刚后来会在哪飘；

但它成了，不仅成功了，也成了困住冯小刚一生的魔咒。

就在所有人举杯欢庆的时候，没人知道冯小刚内心的落寞：他当年想拍的反映现实、人性的作品拍不了，他眼前有“贺岁喜剧”这条出路，也只有这一条生路。

他选择憋住一口气，抓住它，往前走。

1998年的《不见不散》，4300万票房。

冯小刚觉得：弄俩了，哥们够意思了，让我拍点想拍的吧。

他想把当年因“讲述婚外情”被毙掉的《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捡起来，改编成《一声叹息》报了上去，结果电影局回复：你这贺岁喜剧片应该是“三部曲”啊，再拍一个吧，拍完再拍这个。

冯小刚说：行。于是1999年拍了《没完没了》，3500万票房。

直到今天，人们对这部片子的评价都挺好，但冯小刚自己回忆，主创们当时叫苦连天：

“我们拍到一半的时候，葛优每天都坐在门口台阶上跟我说：咱能不能不拍了？你说欠多少钱，我给你找一赞助去。”

冯小刚一直在忍：“要把观众请回来，靠什么？靠你这片子能让他们进来，喜欢看。”

1997年到2006年的十年间，冯小刚拍了6部贺岁片，总票房3.25亿，多数年度票房前三，单片平均票房占比高达5%，更高的《天下无贼》斩获1.2亿。

2004年的1.2亿什么概念？全年15个亿，《天下无贼》占了8%，这个比例放到2017年，就是一部《战狼2》。

通过这十年的运作，冯小刚和其他导演一道，把市场带热了，观众慢慢回到电影院，也形成了“冯小刚贺岁片”这么一个品牌。

在冯小刚看来，这之一个十年，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他想“变个脸”。

“一个人不能变成一个盈利的机器，贺岁片、喜剧好，你就没完没了拍这个。”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冯小刚需要妥协的地方变少了，他开始寻找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

“2007年，我拍了《集结号》，从那儿开始我的创作就转身了。”

《集结号》后的十年里，冯小刚拍了7部电影，乍一看好像成绩还不错。

但如果我们换一张表来展示冯氏电影在上映当年的全国票房占比，就变得一目了然：

2004年《天下无贼》之后，冯小刚在电影市场的影响力持续走低，即便是他票房更高达14亿的《芳华》，在2017年票房占比也只有2-3%。

而更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是，以喜剧见长的冯小刚此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是一部极其沉重的灾难片——《一九四二》。

“我拍摄的所有电影，以及由这些娱乐性的电影建立起来的声望，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帮助我完成拍摄《一九四二》的愿望。”

1993年，冯小刚通过王朔认识了《温故一九四二》的作者刘震云，冯小刚激动地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电影。”刘震云文绉绉地拒绝了他。

冯小刚迂回出击，花8万块买下了刘震云《一地鸡毛》的改编权，拍成了剧，刘震云生平之一次拿到那么多钱。

2000年，刘震云跑到冯小刚家里说：“我把《温故一九四二》交给兄长了。我愿意和你共进退。”

此后十几年，电影从立项到拍摄几经波折，直到2012年才上映。

“我为此赌上之前12部影片积累的人气，我相信我对观众的判断。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输得精光也无憾。”

他还打了个比方：拍《一九四二》就像曾经追求一个漂亮姑娘屡遭拒绝，突然有一天，姑娘追到手。

但他没想到，得到之后是空虚。

首映日票房2600万元，开局不利直接导致华谊两日内市值蒸发13亿。

连跟他多次合作的女星舒淇都坦言：我就不想看一个让我看完了会心里堵得慌，难受的。

《一九四二》投资超2亿，票房只有3.6亿，片方华谊兄弟票房分账约1/3，亏了至少几千万。

而那年同期，投资4000万元的喜剧《泰囧》斩获12.6亿票房。

张国立回忆，因为《一九四二》票房惨败，冯小刚甚至掉了眼泪。

他没想到此生最想拍的一部电影，成了他导演生涯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不留神间青春已逝，大把的光阴和热情精力都被电影掠夺一空。”

“不要让我总结电影路，我现在就是一个虚无主义，什么人生目标，我这辈子已经够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酒当歌。”

说归说，冯小刚对华谊心里还是过意不去，春节过完立马跟王朔攒剧本，4月初就开拍了《私人订制》，票房7.1亿。

“随便拍的电影，一个星期卖4个亿。我认真拍的电影不卖钱，这给我很大的困惑。”

冯小刚觉得自己看不懂现在的观众了，于是从那以后，他变得更任性了。

“到了我这年龄，我就别装嫩了，挖空心思给年轻人献媚，人家也不见得买你的账。”

“我已经快六十岁了，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我不愿意妥协了，因为时日无多。”

他也变得越来越口无遮拦，开始骂影评人、骂观众。

拍《我不是潘金莲》的时候，华谊老板带投资人探班，对方不喜欢电影用的圆形画幅，冯小刚跟对方大吵：

“我就这么拍，你们不喜欢看别看，没人投资我投，我自己看。”

《我不是潘金莲》创造了他20年来的“最差成绩”，但他并没有像当年那样再拍一部《私人订制》来补窟窿，而是转头就投入到前途未卜的《芳华》中。

很多人喜欢《芳华》，对冯小刚来说也是“碰巧”，因为他是来给自己“还愿”的，8年部队文工团的经历，让他产生了“女兵情结”：当年他最激动的事就是看女兵洗完澡嘻嘻哈哈往宿舍走。

为此他在《芳华》里花3500万重建了一个和记忆里文工团一样的大院。

“我一辈子没有出圈，我快60了，老想做一点出圈的事。”

“这是我电影拍摄心愿清单的最后一部。”

《芳华》虽然是他祭奠个人青春的自嗨之作，但多数观众还是买账的。

而最新上映的《只有芸知道》，故事从他的老朋友张述和亡妻的爱情故事改编而来，很多观众却没能被打动。

有人说冯小刚正从“全民欣赏”走向“自我陶醉”。

“我什么都能拍，拍什么都有票房，这一点上谁能比过我？我特别独孤求败。”当年在《唐山大地震》记者会上他说过的话还言犹在耳。

只是他也不知道，这个时代和金主老板还能给他留下多少“任性”发挥的空间。

既然都“虚无”了，心愿都了了，为什么还在拍电影？他说是因为这是目前可见，唯一阻止衰老的 *** 。

可以说冯小刚的电影生涯，是离“电影工业化”背道而驰的一生：

想拍的东西拍不了，不想拍的喜剧却做成了“贺岁片”的范式，等为投资人赚够了钱，立马从“喜剧”中抽身而去，去拍自己想拍的电影，却遭遇“价值破灭”后的虚无，于是已年过花甲的他怀念什么就拍什么、看中什么就拍什么。

喜剧才华、个人情怀和时代情绪之间的错位，让这样一位大导演无能继续引领、开拓中国电影工业的新浪潮。

而另一位今年已70岁的大导演，依然怀揣着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梦想，奋力地前行着。

只是我们不知道，“国师”他老人家的路是不是也走歪了。

02 张艺谋：《长城》还拍2和3……吗？

如果说冯小刚的贺岁喜剧“拯救”了中国国产片票房，那么张艺谋就是让票房“井喷”的那个人。

在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之前，张艺谋在咸阳棉纺织厂扛了7年的麻袋。

每天，他把百十斤的原料扛进车间，“嘶啦”一声撕开四层厚的“劳动布”，让女工们纺纱织布。

他没钱，但是就喜欢鼓捣摄影，于是合法卖血，换了一台“海鸥”牌相机。

张艺谋拍出的相片在工人手中传阅，也不时发表在报刊上。

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因为超龄（28岁）差点没上成，学校同意让他“旁听两年，而后自谋职业”。

在学校，他之一次接触到外国电影，看到比基尼和直升机时震惊到说不出话，“城里人”陈凯歌笑他是“刘姥姥来大观园了”。

在北影，张艺谋格外用功，买不起摄影书就生抄20万字，学校给他转正，念完了4年书。

1982年毕业，他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掌机拍摄《一个和八个》，后来被看作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

1986年，张艺谋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他被击中了：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吗？

张艺谋说，他要赞颂生命、渲染野性，让大家看看这个民族的活力。

他坐火车到北京，找到莫言的军艺宿舍，路上脚夹破了，全是血，拎着一只鞋，大喊莫言，莫言出来了。

张艺谋说，我要拍你的《红高粱》。心里还打鼓，生怕莫言不给。

结果莫言不但给了，改剧本时还说：

“你想怎么改怎么改，茅盾、巴金的小说要尊重原著，我的不用。别说让‘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了，就是让他俩在高粱地搞 *** ，我也非常支持你。”

为什么相信张艺谋？

莫言说，因为当时他晒得皮肤黝黑，完全像个农民，一看见他，就想到了生产队的大队长，觉得特别亲切。

为了拍出高粱遮天蔽日的效果，张艺谋还在高密种了一百亩高粱。

1988年《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许多人分析这部电影为何成功，其实说到底就俩字：纯粹。

“当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顾忌！”

那一年，巩俐22岁，姜文24岁，莫言32岁，张艺谋37岁，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把压抑多年的情感喷出来。

正是因为能把艺术作为至高的追求，把自己放得足够低，才能深入人物的生活和内心，演什么像什么。

《红高粱》得奖的新闻上了《新闻联播》，《红高粱》一上映，全国人疯了一样排着队去看，票价从3毛一张涨到七八块，卖了400多万。

莫言走在街上，到处都能听见：“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呀头。”

1991年，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又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张艺谋拉住著名编剧芦苇（《霸王别姬》《活着》编剧），在酒店彻夜讨论电影的失误，总结出30多条缺点，还能做更好。

获得成功后还能细数长短，芦苇觉得，张艺谋前途无量。

2001年，李安的古装武侠大片《卧虎藏龙》在奥斯卡上大放异彩，获得4项大奖10项提名。

而就在前一年，张艺谋指导的都市片《幸福时光》只收获了可怜的500万票房。有人当时就说：张艺谋你是不是“江郎才尽”了？

李安的古装武侠商业大片为张艺谋打开了全新的思路：动作+古装+明星+华丽的视觉特效（虽然李安电影承载的远不止这些）。

2002年，张艺谋用《英雄》证明了这个思路的可行性：国内票房2.5亿，全球票房1.7亿美金（14亿人民币）。

要知道，那年中国全年票房只有9亿，《英雄》一片占了三成。

调查显示当年《英雄》1100万观众里，有80%的人已经多年没进电影院了。

不管电影好坏，能把这些电影院“死粉”激活，《英雄》功不可没。

北大艺术学院的王一川教授评价，影片《英雄》“在视觉奇观展现上达到了难以超越的形式美学绝境”。

此后的《十面埋伏》（1.5亿）、《满城尽带黄金甲》（2.9亿）复用这一套路，虽然说实话，这两部电影有很多地方为了大场面而大场面，剧情逻辑崩坏，故事讲得稀烂，但赚钱却赚得很多，以至于屡试不爽，成了中国商业电影最有保障的盈利方式。

然而，有些变化正在不经意间发生了。

2006年，张艺谋找芦苇探讨《黄金甲》的剧本，讨论了8天，芦苇说剧本问题很大。

张艺谋不以为然，说：“就凭张艺谋、巩俐、周润发、周杰伦这四个名字，两亿票房，芦苇你信不信？”

芦苇的眼里，那个得了奖还肯玩命挑自己毛病的张艺谋，不见了。

有人说，张艺谋的商业电影带有明显的景观化倾向，场面、画面、色彩、身体和服饰被无限地强调，剧本似乎不再重要，景观完全压倒了叙事。

张艺谋自己是这么看的：

“过两年以后，说你想起哪一部电影，你肯定把整个电影的故事都忘了。但是你永远记住的，可能就是几秒钟的那个画面。”

“过几年以后，跟你说《英雄》，比如说你会记住，在漫天黄叶中，有两个红衣女子在飞舞；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有两个男子在以武功交流，在水面上像蜻蜓一样的。像这些画面，肯定会给观众留下这样的印象。所以这是我觉得自豪的地方。”

2001年到2011年，张艺谋和冯小刚就像中国大片的AB两面，双方一共9次成为内地影片票房榜冠军，其余两次，一次归了陈凯歌的《无极》，另一次则是《建国大业》。

可是在2012-2019年，张艺谋只拍了《归来》《长城》《影》三部作品，年度票房排名滑落到第36、第6和第27。

迄今的内地单片票房前十也早已不见他和冯小刚和陈凯歌的身影。

稍微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前十的电影除科幻和动画以外，全部讲述的都是当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故事。

而从2001-2019，张艺谋涉足中国现当代社会的电影只有《归来》和《山楂树之恋》，且故事背景都距今40年以上（70年代初）。

张艺谋像一头骆驼，把头埋进历史故事的沙丘下，全然不顾当下中国社会，这一点甚至还不如冯小刚和陈凯歌（《和你在一起》《搜索》）。

预计2020年上映的《一秒钟》和《悬崖之上》，又是两个70年代和30年代的故事。

早已功成名就的张艺谋不在意票房排名，不在意当代中国，甚至可能都不在意得不得奖了，那他到底在意什么？

他在意中国电影如何早日实现“工业化”，于是他从好莱坞手里接下了《长城》，那部投资超10亿、豆瓣4.9分的超级大烂片。

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因为《长城》从一开始就是美国传奇影业的一部打怪兽套路大片，类似《魔兽》和《诸神之战》，把长城这个背景换掉，故事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传奇影业的老板一次坐飞机看到长城，于是就叫人写个发生在长城脚下的故事，堆砌了四个所谓的中国元素：火药、长城、饕餮和秘密部队。

美国人动机如何、剧本质量如何，张艺谋应心知肚明。

那他为什么还要接这个大烂片？

在他眼里，这是之一部中美合拍的重工业大片，之一块中国电影向好莱坞工业体系探路的敲门砖。

“对于电影产业来说，重工业是支柱，《长城》的合拍是一个伟大的实验，一个划时代的实验。”

然而在所谓的“工业化”体系里，张艺谋的决策自由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低。

导演现场想改一句台词，不行，必须先得到美国制片人的同意；

每天拍摄完成的素材必须传回美国审看；

好莱坞要求现场中外员工5000人，一周工作5天，每天不超过10小时。

“《长城》的每个镜头，之一个说了算的不是他。”

他也知道《长城》里的文化符号太肤浅，但他觉得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一步到位的事情，这电影就是个试金石。

他说如果《长城》这颗试金石成功了，以后《长2》《长3》《长4》……就长下去了。

“一开始我也在犹豫，后来我的经纪公司说，《长城》更大的价值，就是它有可能在全世界5000家影院上映。”《英雄》时代的“全球梦”，他还没有做完。

这一次，他想用《长城》为年轻导演探探路。“如果成功了，我们内地的电影人会有更多机会和海外，尤其是好莱坞的资本和技术对接合作。”

张艺谋想做中国的《星战》《异形》《变形金刚》，但显然他冲击失败了——《长城》亏损可能高达5亿，且至今也不见什么《长城2》立项。

张艺谋犯了一个错误，作品得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谓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我们一味地去迎合人家的价值观，创作他们满意的故事，而是把我们对自己文化理解更好的故事拍到登峰造极，拍到全世界人都佩服，自然会有人主动去了解这个精彩故事背后的中国文化。

全世界人都记得2008年那场奥运会开幕式，恰恰是因为它足够具有中国特色，而不是把外国东西硬塞进来做一个四不像。

而与张艺谋同为北影同学的陈凯歌可不在乎什么中国故事“工业化”，他一直慢慢拍，两三年才出一部，因为他又当爹又当妈，导演编剧两手抓。

要是他不抓还好，可能还能拍出下一部《霸王别姬》；可这一抓，就抓瞎了。

03 陈凯歌：谁能比我写得好？

1988年，《红高粱》得奖的那年，36岁的陈凯歌带着《孩子王》出征戛纳电影节，铩羽而归。

席间一个叫徐枫的女人找到他说：“我手里有个剧本，希望由你来拍。”

5年后，陈凯歌再次杀回戛纳，捧回金棕榈。

那就是《霸王别姬》的由来。

被徐枫说服后，陈凯歌找来编剧芦苇商量剧本，陈凯歌觉得李碧华的原著就是个三流小说，格局不大。

芦苇说：我可以改，你可以提意见，有问题咱商量着修改，但剧本你一个字也不许碰。

陈凯歌爽快答应，说：“那太好了，我省事了。”

改好的剧本相比原著有了质的飞跃，然而因为涉及同性恋等诸多敏感内容，怕剧本过不了审查，于是芦苇花5天写了个假剧本送上去，过审了。

审查人员纳闷，问陈凯歌这么无聊的故事有什么好拍的。

陈凯歌打马虎眼说：我就想拍这个。

从2020年回望1993年的《霸王别姬》，那可能是陈凯歌导演生涯中唯一一次，把故事和人物都刻画得极为饱满的一次。

原因之一是，他没碰剧本，找到了合适的编剧。

但影片大获成功之后，在老伙计的眼里，陈凯歌像是变了一个人。

导演很OK，于是觉得自己什么都OK。

芦苇说《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开始自满：“他的创作状态在这之前和之后是判若两人的。说话的那个口气、语境，他以大师自居的这种姿态，一下就把和人们的距离又拉开了。”

《霸王别姬》之后，1996年，陈凯歌邀请芦苇做电影《风月》的编剧。

芦苇查了资料，发现故事只是源于坊间只言片语，没有真实历史做依托，陈凯歌不信，两人不欢而散。

从这里开始，陈凯歌的喜好一步步走向了魔幻题材。

在那之后的几乎每一部导演作品，他都要染指编剧。

1998年，陈凯歌写《荆轲刺秦王》时没有联系芦苇，但芦苇喜欢这个题材，兴冲冲找来，说不放心剧本的话我帮你写，咱们再合作。

陈凯歌回了一句：“我放心得很，我自己写的。”

2005年，陈凯歌加入大片队伍，写了《无极》的剧本。

剧本完成后，他非常自信，坚定地说这是个好剧本。

结果电影上映没几天，口碑扑街，所有风头都被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抢走了。

一向文雅的陈凯歌失了风度，破口大骂：“做人不可以 *** 到如此地步。”

无论如何，《无极》都不能算是一个讲得好看的故事，陈凯歌所谓的“五年之内没有人能看懂《无极》”的狠话，只是伴随着“艳照门”的爆发，让《无极》被重新挖出来，里面几个主角的台词成了网友们最喜欢的笑话之一，能玩好几年。

陈凯歌个人对故事的审美也一再让人感到困惑：那个拍出了《霸王别姬》的人哪儿去了？

直到去年，陈凯歌上了一档综艺节目《演员请就位》，这个谜团有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在节目里，他被称作是“中国最会 *** 演员的导演”，讲戏讲得入木三分，和郭敬明整天故意抖术语显得自己对电影很专业不一样，陈凯歌的指点能不用术语就不用术语，都是大白话，却能让演员们听完都微微颔首，都知道自己刚才哪里有问题。

但他后来那么多片子，都很难称得上“精彩”二字，可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心里的戏太多了。

他对剧中人物的理解，比他用电影呈现给你看的那部分，要多得多。

可能一个角色出场也就15分钟，但要让陈凯歌把这单单一个角色的故事全拍出来，可能100分钟都不止。

而陈凯歌不知道把哪些情节有机编织起来，是最能凸显人物、最精彩、最富悬念、更好看的安排。

用歇后语来说就是：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

他适合揣摩分析人物，适合导戏讲戏，但不适合编剧。

在他的很多作品里，比如《道士下山》，主要人物单薄得像个纸片一样，而陈凯歌对每个角色的理解可能是一座座尘封的冰山。

再比如2017年的《妖猫传》，故事开头还充满悬念，妖猫在长安城兴风作浪，男一男二白居易和日本僧人空海一同探寻杨贵妃之死的秘密。

结果到了故事后半程，马嵬坡兵变后节奏就变得疲软，男主角变成了一对白鹤少年，守着杨贵妃的尸体不离不弃，仅跟贵妃有一面之缘，却花了30年为贵妃寻仇。

白居易和空海到故事后半程成了两个看客，而白鹤少年为什么强烈地要为贵妃“复仇”，动机交代又不清楚。

没有一个人物刻画得鲜明、饱满，故事也从悬念迭出变成了拖沓乏味。

这部电影的首席编剧是为李安写过《卧虎藏龙》的王蕙玲，但只要陈凯歌插一杠子，谁当首席都一样。

中国电影想要实现“工业化”，最起码的一个标准就包括：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你适合编剧就编剧，适合导演就导演。

因为心比天高，于是就大包大揽，最后的结果就是后来的作品都“命比纸薄”。

从这个角度说，《霸王别姬》在世俗荣誉上过早的摘金夺银，可能反而害了一个原本能跟一流编剧默契配合的大导演。

尾声

在中国，有“第五代导演”的说法，说的是80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其中代表人物有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田壮壮等人。

严格来说，冯小刚不算“第五代”，因为不是科班出身，但很多时候为了叙述方便，也把冯小刚给算进去了。

可以说这一代导演的优劣势几乎同样明显：

代表中国电影首获国际大奖的是他们；

开创中国商业大片的鼻祖是他们；

激活沉睡的观影人群、开启21世纪中国电影大发展的是他们；

首度尝试国际合作、推进电影工业化的是他们；

如果100年后，有人写一部《中国电影史》，第五代也是不可能绕过去的一代。

但对剧本和故事的轻视、做不到商业和艺术的平衡、与时代社会的严重脱节、过度的自我陶醉和自我表达，同样是他们在2010年代后迅速走向衰落、被市场边缘化的症结所在。

整个201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化新面貌：

有郭敬明这样跨界的新人导演，走纯商业化路线，要钱不要质量，靠烂片《小时代》狂赚十几亿；

有持续关注内地题材的香港导演，比如拍出《智取威虎山》的徐克、拍出《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的林超贤、拍出《亲爱的》（走失儿童题材）《中国合伙人》《中国女排》的陈可辛；

还有持续深耕喜剧的徐峥、黄渤和开心麻花；

……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一群70后、80后的年轻导演正迅速崛起，从中低成本的 *** 冒头，不断精进，朝着驾驭类型更丰富、体量更宏大电影作品的目标持续迈进。

而他们取得成功的每一个侧面，都反映着如今“第五代导演”不肯做、也不愿做的一个领域。

第五代导演真正的危机还不止于此。从《甲方乙方》《霸王别姬》《红高粱》开始，直到现在的《芳华》《妖猫传》《影》，冯/陈/张三大导演的多数故事高度依赖当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包括莫言、余华、严歌苓、王朔、刘震云等。

而当这一代中国作家多数不再是中国文学主流、过度沉湎特定时代、不聚焦当代社会、陷入低产和半退休状态后，第五代导演们接下来的“好故事”要从何而来，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芸知道》暴露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一个导演再大牌，如果他没法用好故事跟当下观众产生链接，那他也终将被时代的洪流所淘汰。

就像20世纪末，中国人期待着《红高粱》，期待着《大红灯笼高高挂》，期待着《我的父亲母亲》，留恋着一个农业社会末期，平凡人精彩的阡陌生活、喜怒哀乐。

今天的中国人依然乐观地期待着，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中，中国导演能讲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故事。

无论哪一代导演和编剧，只有勇敢地面对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去展现它、不逃避，才是对当代观众更大的诚意。

《长津湖》的 *** 班底有多强大，看看这三个人你就知道了

#长津湖#

由吴京、易烊千玺主演的主旋律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档上映。该电影在宣发之时就引发了影迷们的期待和关注：有吴京“主旋律电影收割机”坐镇、易烊千玺的“顶流”加持、朱亚文、张涵予、段奕宏等硬汉形象深入人心的演员的联合等等。

然而，除了这些强大的演员阵容之外，导演和监制的阵容也是顶配级别：陈凯歌、徐克、林超贤等，堪称巨制。接下来就来给大家介绍《长津湖》这些顶尖级的导演和监制们。

首先要说的就是陈凯歌。陈凯歌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与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是当今华语电影导演界的中流砥柱,执导了许多经典的华语电影，例如斩获多个国内外大奖，华语电影“经典中的经典”的《霸王别姬》、《赵氏孤儿》等。

陈凯歌早期执导的电影类型以文艺片和剧情片为主，而在2019年，作为总导演的陈凯歌执导了《我和我的祖国》，掀起了一场“爱国热”电影的狂潮，此后在国庆档主旋律题材类电影成为主流。而此次陈凯歌又担任国庆档电影《长津湖》的导演和监制，无疑再一次引发大众的期待。陈凯歌的电影其实是带有英雄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的，《黄土地》所展现地中国旧农村的面貌，让我们看到了女主注定被束缚的命运；

《霸王别姬》中如梦似幻的戏我不分，让我们深切地为程蝶衣的悲惨命运感到同情；

而《荆轲刺秦王》、《无极》也让我们为其中所流露出的悲壮的英雄主义所打动。所以，这也许是陈凯歌适合《长津湖》的原因：高尚的英雄主义和现实的角力束缚永远是陈凯歌电影中的主题，而在《长津湖》所展现地抗美援朝战争也是史诗而又残酷的！

接着要说的就是徐克。说到徐克，大家之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出自他手的一系列的香港武侠片。他执导的《黄飞鸿之一壮志凌云》、《笑傲江湖》等武侠片是一代人的记忆，也是华语武侠类电影的巅峰和 *** 。徐克曾说：“电影镜头要言之有物，即使功夫片，也要有话说”。

徐克擅长打造以女性视角为主的武侠电影，在他的电影里，似乎总绕不开林青霞、王祖贤、张曼玉这三位女演员，所以徐克的电影中都会在英雄主义的议题下带有一丝女性独有的柔美和壮丽：《刀马旦》中三位女主既是征战江湖的侠客，也是在意儿女情长的女子；《笑傲江湖》中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既英气十足、君临天下，又风情万种，成了一代经典。

也正因为有了感性和情愫的加入，才使得徐克的武侠功夫类电影显得如此别样和独特。

除了此次参与监制和导演《长津湖》，他也参与监制了中国首部登山题材类电影《攀登者》，在这些宏大恢弘的题材面前，徐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概！

除了徐克之外，就不得不提他的徒弟，同样参与该电影导演和监制中国香港导演---林超贤。

说起林超贤的作品，各位肯定都不陌生，从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

到2018爆火的现象级主旋律电影《红海行动》，

再到如今的《长津湖》，

林超贤的每一部作品仿佛都在向我们诉说着中国故事、中国军人的故事。有人说“香港 *** 片，好像只剩下林超贤了”，虽说有点夸张，昭示着香港 *** 片的衰落，但同样也让我们看到了林超贤的坚守阵地，也看到了他在一部部作品寻求突破，寻求 *** 军事片新的出路！

此次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导演和监制《长津湖》，也让我们看到主旋律电影在当今影片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当今各种低质、庸俗影片泛滥的理性回归，也让我们看到当今的观众想看的电影究竟是什么。费穆先生曾说：“如果说中国会好，国产片也会好”，如今，我们也正见证着国产片盛世的到来！

茅奖作品——影视改编的宠儿

自1981年根据茅盾先生的“遗嘱”设立茅盾文学奖以来，就注定了这个奖项的不平凡。归其原因，不仅由于茅盾先生在当代文学界的权威地位，也因为中国作家协会一直是把它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权威大奖来操作的。它每4年评选一次，至今为止已经举办了十界，在这十届之中，茅奖评选出来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成为影视改编中“炙手可热”的宠儿，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平凡的世界》、《 *** 的葬礼》、《少年天子》、《白鹿原》、《长恨歌》和《暗算》等，均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基本都成为当年的热播剧，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随着影视的广泛传播，这些原著小说也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热度不断上升。众多茅奖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除了小说本身很优秀、可读性强外，也有一些其他因素。

小说成为影视改编的潮流

对于新时期中国小说创作来说，影视改编因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传播媒介也应运而生，成为文化消费主义兴起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消费文化倾向的影视作品。

除了茅奖作品被大量的影视化，小说与影视的合作早有端倪。1980年代中期，第五代导演与中国先锋作家合作密切，张艺谋分别改编了莫言、余华和苏童等人的作品，并且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影视化是文化消费的途径，也是文化消费的形式。

在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下，视觉文化开始流行起来，“读图时代”到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相对于传统的文字形式，我们更倾向于接受影视化的传播，传统的阅读甚至遭受到了挑战，小说的影视化实际上也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成为满足当今受众需求的一种方式。

小说与影视本就关系密切，一方面，小说为影视创作提供素材，国内外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很多都源自于小说，如《红高粱》、《霸王别姬》、《战争与和平》和《肖申克的救赎》等；另一方面，影视也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技法。

从电影的角度来看，茅奖作品从外观上就十分贴合影视改编的要求，电影改编所涉及的叙事样式主要有两种：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故事片，事实上，小说里只有长篇小说是适宜电影改编的叙事样式。另外，与电影文学改编密切相关的是现代长篇小说，主要是其中的“现实主义”写作，因为现实主义小说，成功地创造出了一种时空连续的真实幻觉，提供了一套叙事的成规与惯例，因此会更受电影改编者的青睐。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茅奖的获奖作品，绝大部分都是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篇小说，与现代电影改编理论十分切合。

因为茅盾文学奖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奖项，作品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关注度，这与现下流行的大IP+影视改编有异曲同工之处。从商业的角度来说，选择茅奖作品进行影视改编也是有益的。如古华的小说《芙蓉镇》在《当代》之一期刊载后，就受到了全国各地读者的注意，数月内《当代》编辑部和古华收到了来信数百封，文艺界的师友极为热情，先后有多家报刊发了有关消息、专访或评论。《芙蓉镇》本身具有一定的名气和广大的读者群，导演谢晋选中拍摄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该电影也捧红了当年的刘晓庆和姜文，成为我国经典的电影之一。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茅奖作品乘着这阵东风，屡次被影视改编选中。但是选中频率之大，也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茅奖作品自身美学特点

茅奖作品自身所具有的美学特点，也是十分适合影视改编的。

首先，茅奖作品有着很强的故事性和情节性。

茅奖的很多获奖作品都有“史诗般”的品格，这些大历史本是阅读性较弱的文本，但是创作者无一例外的选取了“大小相结合”的叙事方式，视角放在大历史下的小人物的生活与经历，以小来见大，描述历史长河里小人物的浮沉，这样既增加了故事性，也增加了小说的阅读感受。

在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小说以陕北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家的命运为中心，反映了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广阔的社会面貌。路遥的创作视角主要放在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身上，从这两兄弟身上的经历来看中国历史的巨变。

霍达的《 *** 的葬礼》，以 *** 手工匠人梁亦清的玉器作坊奇珍斋的升沉起伏为主线，在历史的背景下描写梁家三代人不同的命运变迁，故事曲折，里面的爱情也让人动容。

麦家的小说《暗算》，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达到一种平衡，那些关乎密码、破译、间谍的神秘故事，深深吸引了普通读者。这种“新智力小说”和特情小说成了《暗算》的两副面孔，扣人心弦的情节不仅打动了茅奖评委，更打动了导演。

总体观之，茅奖作品无疑都是有着很强的故事性与情节性，故事引人入胜，打动读者，因此很受电影改编的欢迎。

其次，茅奖作品中叙述的画面化。

说到叙事的画面化，不得不提到莫言。张艺谋之一次读到《红高粱》时就被那一望无际的高粱地所感动，产生了要把小说拍成电影的冲动。而莫言之所以把小说放心的交给张艺谋拍，“是考虑到小说里的高粱地要有非常棒的画面，只有非常棒的摄影师才能表现出来。因为在构建小说之初，最令我激动不安的就是《红高粱》里面的画面，在我脑海里不断展现着一望无际的高粱地。”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代小说家在小说创作时，脑海里就已先形成画面，下笔的小说也就有很强的画面感。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也有很多画面描写：金灿灿的河水，浮在湖面上的阳光，如落在地上的云朵一样的驯鹿，穿白袍的桦树，像云像树又像河流一样的苔藓…… 除了作者创作时对画面的描写外，在茅奖获奖作品中，部分小说就采用了一些技法使叙述更有画面感，比如很多小说就采用了结构的蒙太奇的手法，即通过“镜头”间的剪辑和组合产生全面的印象，典型的例子便是刘心武的《钟鼓楼》，在小说中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就使用了时间和空间的蒙太奇手法。

同时，一些获奖作品也倾向于多种艺术 *** 的交互与运用，特别追求声音、色彩、动作、旁白，以及其他戏剧演出、雕塑、舞蹈等艺术手段，形成造型的综合化。比如2000年的茅奖获奖作品《长恨歌》，就很受大小荧幕的欢迎，分别被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剧。在王安忆的小说中，不但直接谈到照相、拍电影之类的现代产物，更是使小说叙述更加“电影化”，关于“弄堂”、“流言”、“鸽子”、“闺阁”的描写，就十分的具有电影的镜头感，比如“绿苔、黑铁栏杆、黄绣、飞在天空里的成片飞鸽”等等，构成了色彩斑驳、动静结合、现实与梦幻错杂的“荧幕世界”。

影视化并不能威胁小说的存在

虽然电影电视的改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影视并不能完全代替小说。如果说20世纪电影成功地在社会功能和文化消费的层面上取代并不断地排挤着长篇小说，那么，电影作为如此年轻的叙事艺术，尽管在理论上具有无限广阔的素材资源，但其自身的叙事传统毕竟是如此的短暂而单薄的。电影要在有效的时间内讲清楚一个故事，因此主题尽量要单一，导演想表现的东西越多，观众所接受到的信息就会越少。在电影拍摄中，很多导演从小说千头万绪的内容中抓住一条线索进行改编，根据这一主题线索把故事讲完整了，电影的拍摄也就完成了。而小说相反，一个小说的文本可以尽可能多地注入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并且还会有许多言外之意。

在小说创作中，作者可以用大量的手法进行描述、渲染和铺陈，把小说创作得深入细腻，而电影拍摄却并不怎么好拿捏，十分考验导演的功底。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通过一个女人40年的故事来表达一个城市的传奇与命运，并寄予了作者对这种沧桑变化的哀伤，带有很强的挽歌情调。但是关锦鹏导演的《长恨歌》，在上映时引来了巨大的争议，原因是电影的拍摄和表达流于表面，把一部有独特内涵的作品拍成了王琦瑶的荒唐情史，失去了小说原有的神韵。同时因为王琦瑶这一形象深入人心，让郑秀文这一香港演员来演一个上海的弄堂 *** ，许多读者并不买账，因此票房也并不理想。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小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小说也在不断的改进、吸收与融合，适应着时代的发展和读者的需求。在现代社会这个快节奏的带领下，小说的创作也做出相应的调整。小说的叙事风格也更加简明化，这在阅读时会让读者产生 *** ，而无以往的累赘之感。这在茅奖作品中就有体现。陈忠实在写《白鹿原》时，他就已经认识到小说的式微，“唯一的出路，必须赢得文学圈子以外广阔无计读者的兴趣，是这个庞大的读者群决定着一本书的印数和发行量。”考虑到这一问题，他将原本所构想的上下两部进行压缩，在内容上进行删减，语言上进行调整，把两部变为一部。在读《白鹿原》时，很明显就会发现其小说的语言很是轻快和简明。陈忠实在写作时多用叙事语言，没有过多的描写语言，因此读者在阅读时会有顺畅之感。在小说创作中，除了语言的变革，小说的技法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小说创作会与影视相互借鉴，吸收影视剧中蒙太奇、特写镜头等手法，使小说创作也更上一层楼。因此小说是不可被替代的，我们依然可以期待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诞生。

被指《霸王别姬》后无佳作？陈凯歌是怎么一步一步掉下“神坛”的

文|令狐伯光

最近，国内最火的综艺大概是《演员请就位2》。

这档综艺也非常的神奇，演员表演争议无数，导师怼人言论不断火出圈。

24日晚，这档综艺播出最新的一期。

其中李诚儒在《霸王别姬》过后，没有看过陈凯歌其它电影。

因为《霸王别姬》标准定得太高，他到现在都没有看这部之后的电影。

陈凯歌听到这句话过后，非常的不满意。

但人家是文化人，说了”“他是生活和沉浸在过去时代中间的、感受到过去时代夕阳的一位老艺人。”

这种“阴阳怪气”的方式，用来揶揄李诚儒落伍了。

今天并不分析这档综艺上的表现，还是分析下陈凯歌吧。

陈凯歌到底是怎么掉落“神坛”的。

陈凯歌与第五代大导演

既然要说陈凯歌如何掉落“神坛”。

那么，自然先分析下陈凯歌如何封神的？

我个人认为，还是那个“英雄造就时代，时代成就英雄”那个老话罢了（当然他们不是英雄，文化人罢了）。

之一个时代，自然就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了。

在此之前，国内文艺圈什么情况大家清楚。

这倒并不是78年过后，张艺谋等代表的五代导演就上位。

这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但当时电影主流还是他们的前辈。

也就是谢飞、吴天明和谢晋等第三代和第四代导演。

《城南旧事》《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盗马贼》等等。

如果按照时间算，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这段时间是三四代大导演的时期。

第五代导演开始冒出头，则是在80年代中后期。

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吴子牛、孙周、夏钢、霍建起、冯小宁等等，第五导演的履历便不追溯了。

这当中有部堪称转折点的电影。

1984年的电影《一个和八个》。

1983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破格成立了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四个应届毕业生为主的“青年摄制组”，让他们拍摄一部电影《一个和八个》。

这部电影被喻为被列为“第五代”电影人的之一部作品

在此过后，张艺谋等人正式进入电影圈。

1987年，张艺谋独立执导的《红高粱》问世，首部电影就获得了国内外多项重磅大奖。

在此过后，整个90年代都是张艺谋的巅峰时期。

不过，陈凯歌导演电影的时间要早得多。

1984年就拍摄了首部电影《黄土地》。

86年拍了《大阅兵》，87年拍了《孩子王》，91年拍了《边走边唱》。

1993年，陈凯歌交出中国影史永恒神作《霸王别姬》。

反正第五代导演的情况，大概如下。

80年代中后期，从冒出头到成为内地电影的中流砥柱。

整个90年代时期，第五代导演电影生涯达到巅峰，在国内外取得中国电影当前都无法企及的成就。

如果单纯来看履历和成就。

张艺谋出手就是巅峰，巅峰一直延续到商业片时代。

陈凯歌开始是积累，磨砺几年达到巅峰了。

《霸王别姬》前后几部文艺片，可能因为“文艺气质浓郁”观众那里有争议，但电影圈内评价不低。

比如之前的《黄土地》《边走边唱》《孩子王》。

之后的电影《荆轲刺秦王》《和你在一起》等。

纠结的第五代导演

陈凯歌和第五代大导演为何能封神？

它就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后，当时风起云涌的中国社会。

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潮，其实是“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的天下。

我们不能说没有张艺谋，陈凯歌，在时代推动下也会诞生“王艺谋”，“李凯歌”之类的导演。

但50年代出生，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陈凯歌们。

他们确实更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最终结合个人机缘从而成功。

2001年，中国签署WTO全面进入了市场化。

这就是中国电影下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在上个时代获得巨大成功的第五代导演们，他们毫无疑问担起这个时代“中国电影商业时代”发展的担子。

不过，“影视工业”这个东西它不是凭空来的。

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电影人摸索，挖掘和建立，而且还和这个国家背后的工业实力息息相关。

美国好莱坞，日本电影，与后来的韩国电影莫不是如此。

但成长于特殊年代，第五代导演艺术片巅峰时期，背后工业实力根本不行的中国。

当时根本没有商业电影这一套。

陈凯歌们也不知道怎么拍商业大片。

香港电影人要了解一些，同时已经北上，但有各种磨合的问题。

然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张艺谋们作为内地电影人领军人，不上也得硬着头皮上。

于是乎，他们拍出了大量他们以为的商业类型大片。

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们回头来看，这些电影其实还不错（主要是后来国产电影更烂的衬托）。

实际上，这批电影除了极个别电影。

比如张艺谋的《英雄》，后来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

第五六代导演这个时代拍的绝大多数商业片，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如果从电影角度上分析，差不多就是。

它们有商业片的大明星、大特效和大场面。

但在故事剧情上面，要么简单到流俗，要么复杂到烂俗。

其实，一个词很好形容第五代导演商业片的问题。

——纠结！

陈凯歌如何掉落“神坛”

张艺谋纠结，陈凯歌纠结，姜文纠结。

反倒是挂了个尾巴，不算第五代导演的冯小刚没那么纠结。

所以，冯小刚拍的商业大片反倒市场意义的好看一些（简单纯粹）。

他雄心勃勃想拍的史诗大片《1942》问题不少，我个人觉得这是能力问题，而不是纠结的问题。

由于主要是写陈凯歌，张艺谋等其它导演不提了。

实际上，第五代导演当中最纠结的也是陈凯歌。

而且是那种“文人式钻牛角尖”式的纠结，如果准确形容陈凯歌后来拍的电影。

大概是一部电影的审美和内核是阳春白雪式的大道理，但内容和形式却是下里巴人式的商业元素。

陈凯歌每一部商业大片。

除了题材和《霸王别姬》相近的《梅兰芳》，还有讲“ *** 暴力”他相对不懂的《搜索》。

其它每部电影陈凯歌都陷入了这种无比纠结的状态。

比如陈凯歌电影的转折点《无极》。

这部电影从类型上看是部东方魔幻大片。

如果从电影角度上分析，你要说这部电影烂，它好像又不烂。

全明星阵容不提。

电影的美术，摄影，服化道和特效方面等等。

它在当年中国电影当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虽然日本元素浓郁了点）。

如果你找电影的内容内核。

里面有着一堆宏大和有着隐喻的魔幻设定，与充满了诗意的台词。

“真正的速度你是看不见的，就像风起云涌、日落生息，就像你不知道树叶什么时候变黄，不知道你的孩子什么时候长出之一颗牙，不知道你会在什么时候爱上一个人。”

那么，《无极》这部电影更大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没有完整的故事剧情和角色塑造。

再好的概念设定与台词，它是撑不起一部架空魔幻电影的。

这个问题放到 *** 小说当中都成立，何况一部时间有限的电影。

《赵氏孤儿》男主角程婴的纠结，就是陈凯歌的纠结。

程婴在亲生儿子和庄姬的托付之中纠结，中间程婴是否要让赵孤为自己复仇而纠结，后面程婴是否要让赵孤去复仇而纠结——

《道士下山》因为改编徐浩峰小说，而原著我看过。

这部电影实在无法冷静，故不做出评价。

《妖猫传》也是如此。

前半部分就是白居易联手空海破案，与徐克的《狄仁杰》其实差距不大。

只是将狄仁杰的诡秘江湖，给换成了离奇的幻术。

如果后面两人正常破案，最后大战幕后boss，特效和剧情处理到位些，它就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国产商业类型大片。

但陈凯歌不能这么拍。

这么拍了他还是顶级导演陈凯歌么？

电影后半段叙事转换，变成所有人争夺“混血杨贵妃”，用来隐喻人人都爱的大唐盛世的逝去。

中间夹杂着用幻术隐喻权谋，唐密和夹杂东瀛文化的处理。

它仍然是非常纠结的。

纠结到上映的时候观众争论不已。

尾声

要说陈凯歌为什么纠结？

这也不是陈凯一个人纠结不是吗？

中国第五代大导演都很纠结，只是纠结的程度有高低而已。

《八佰》《金刚川》上映后，管虎代表的第六代导演也纠结。

我个人认为，第五代导演成长的年代形成的文化认知，与好莱坞大片，日韩和中国香港式的商业大片不同。

最重要的是，与当前中国观众的精神需求也不同。

如同在当下大国崛起，文化自信崛起的背景环境之下。

比如近年大热的各种主旋律电影。

中国年轻观众甚至很多观众，他们是真的就想看简单纯粹，真实而又敬畏的当年那种革命精神。

结果呢？

《攀登者》类的香港电影人根本不懂。

因为他们压根不是一个环境成长起来的。

管虎的《八佰》《金刚川》舆论争议无数。

原因是自己个人特殊的想法太多（还很多额外骚操作），内核不简单也不纯粹（思想表达甚至有巨大的争议）。

陈凯歌拍的商业大片，其实就是这种纠结。

说到底：拉不下面子，放不下高傲的身段；既瞧不起普通观众，又想要普通观众撑 起来的商业上的成功——

最后，陈凯歌并不是一步一步掉落“神坛”。

而是他们这代电影人就是这样。

中国发展太快十年一变，文化思潮风起云涌。

当年时代将他们推上了那个位置，这个时代他们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

另外，陈凯歌当前确实还没拍过主旋律大片。但《我和我的祖国之白昼流星》篇证明了，他拍主旋律也很纠结。

前几天官宣《长津湖》陈凯歌是联合导演。

我已经有些担心这部战争片了。

一边是观众和时代需求简单纯粹的“主旋律”电影。

而电影人交给观众的却是无比纠结的电影。

希望中国电影加油吧！

张国荣、张丰毅主演的《霸王别姬》，究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1993年，陈凯歌将《霸王别姬》这个情节修改，让作者李碧华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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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椒椒

《霸王别姬》这部1993年的旧片子，如今竟然也三十岁了。汤臣（香港）电影有限公司作为东家，自己掏腰包把这老片翻新成了4K版。让香港电影资料馆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搞了个香港首映。电影资料馆就定在了9月30日（星期六）让那大银幕上的《霸王别姬》再次熠熠生辉，给观众们献上一场难得的视觉盛宴。

《霸王别姬》是一部被广为赞誉的中国电影，被誉为华语电影的巅峰之作。陈凯歌导演，引张国荣、张丰毅和巩俐主演。电影以京剧《霸王别姬》为背景，以程蝶衣和段小楼两位京剧演员的一生为线索，描绘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剧变以及人性的深度。

1993年，这部电影一经上映便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大量的奖项。其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其艺术价值，更在于它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度挖掘。电影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感人的故事，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变革，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战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中的变迁，以及人民在其中的命运和选择。

电影的 *** 非常精良，采用了精湛的摄影技术和视觉设计，使得电影的画面极具艺术价值和观赏性。张国荣、张丰毅和巩俐的出色表演为电影增色不少，他们的演技和角色塑造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霸王别姬》获得了众多的奖项，其中包括：1993年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更佳影片金棕榈奖、1993年国际影评人联盟大奖（费比西奖）、1993年第38届亚太影展更佳导演和更佳剪辑奖、1993年度纽约影评人协会更佳外语片及更佳女配角奖、1993年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和美国全国影评人协会更佳外语片奖、1994年第51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更佳外语片、1994年英国电影学院奖更佳外语片奖以及1995年获得东京电影评论家大奖（日本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电影评奖），更佳影片、更佳导演和更佳男主角奖。

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仅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也得到了全球观众和评论家的广泛认可和赞誉。

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电影《霸王别姬》和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原著情节是不同的。

电影《霸王别姬》的结局是程蝶衣在师兄段小楼的怀中，用他送给霸王的宝剑自刎，结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而小说《霸王别姬》的结局是若干年后，段小楼和程蝶衣师兄弟在香港的澡堂子里重逢，虽说是坦诚相见，但是话却不多，在两人洗完澡之后就各走各的了。

这就得说到小说版《霸王别姬》是怎么诞生的了。1981年，香港导演罗启锐将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的电视剧剧本《霸王别姬》拍摄成2集电视剧，由余家伦、岳华、樊少皇等人主演。剧本于1985年改写为小说出版。据称，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最初完成于1979年。其实，电视剧版就属意过张国荣，但是张国荣拒绝了。直到1992年，张国荣才成为程蝶衣。

1983年，徐枫购下《霸王别姬》电影版权。1992年2月末，电影《霸王别姬》在北京正式开机，由陈凯歌导演，张国荣、巩俐、张丰毅、葛优等人主演，于1993年上映。电影版的剧本除由原作者李碧华改编外，还找来内地编剧芦苇合作，主要使对白更具北京味道，为剧本增色不少，加上陈凯歌必然参与创作；三个人将剧本反复修改接近一年。其后，李碧华再按剧本撰写全新的《霸王别姬》小说版，相比原来二百页的篇幅，增加一倍。不过沿用了李碧华自己的结局。因为李碧华直接按照剧本扩充她的小说，《霸王别姬》电影编剧芦苇和她起了争执。

在香港这片土地上，对于电影版《霸王别姬》的结局，大众的反应不一，有人愤慨，有人遗憾，有人淡然接受。这其中，不仅李碧华女士对这一结局持否定态度，香港的文化评论人洛枫也表示，李碧华的原著小说对于同性恋持有一种宽容、平和乃至自然的态度，但经过陈凯歌的改编之后，却让影片弥漫出极端的“恐同意识”，这无疑扭曲了同性恋爱自主独立的选择意向。

面对这样的质疑，张国荣站出来为陈凯歌辩护，他指出，《霸王别姬》的结局是他和张丰毅与编剧一起构思出来的，这个结局和原著相比，更顺应电影情节的发展。他承认，陈凯歌确实削减了同性恋情节的比例，但这也是出于对电影整体节奏和叙述风格的考虑。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你更喜欢《霸王别姬》电影版的结局，还是认为小说版的“人间真实”结局更好呢？这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只希望你能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尊重每一个观点，同时也珍视你自己的选择。

《霸王别姬》二十七年，这部神剧真的是陈凯歌拍的吗？

一听到张国荣的《当爱已成往事》你会想到什么？

是歌中颇为辛酸无奈的歌词？是因为抑郁症与世长辞的“哥哥”张国荣？

和别人不同，我想的是那部在国内影史创下历史，排行豆瓣第二的电影《霸王别姬》。

二十七年前，陈凯歌拍出了他出道即巅峰的一部片子，成了影坛无法回避的一座大山。

这部片子斩获无数大奖，它是华语电影唯一一部同时获得金棕榈大奖和金球奖的影片。

后来之所以错过奥斯卡，纯粹是评委觉得《霸王别姬》已经不需要这个奖项了。

这部影片在当时几乎拿下了世界影坛的至高荣誉，也被国内影圈奉为“旷世神作”。

只不过关于这部殊荣之多的影片，许多人对它充斥着许多疑惑，尤其是对于导演。

那个叫陈凯歌的导演，为什么在《霸王别姬》之后再也拍不出超越它的作品了呢？

1、三个人的故事

要提及《霸王别姬》，便不得不先提陈凯歌、芦苇和李碧华三个人的故事。

1978年，当时颇为自得的陈凯歌来到北大面试，对考官的问题乱答一通，结果直接被刷。

好在电影学院扩招，陈凯歌才勉强得到复试机会，这才进了北京电影学院。

同年，编剧芦苇刚刚转正，此前他天天在家读西方经典，不工作，差点成了之一代啃老族。

直到父母和街道办实在是看不下去，才硬是走关系将他介绍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

一年后，在香港游历的李碧华在看完京剧《霸王别姬》以后写出了一部同名小说。

彼时的李碧华也算是个“追星女孩”，对于京剧的喜欢来自于当时的明星狄龙和姜大卫的片子。

1981年，《霸王别姬》迎来了它之一次走向荧幕的机会。

当时的香港导演罗启锐看中了李碧华的剧本，动了改编成电视剧的心思。

在和张国荣合作《岁月河山之我家的女人》以后，彼时李碧华尤其喜爱“哥哥”。

对于罗启锐导演，她只提了一个要求：“程蝶衣这个角色要让张国荣来演。”

只不过后来没想到的是，张国荣的经纪人拒绝了罗导的请求，声称这会破坏张国荣的形象。

无奈之下，罗启锐只好另寻他人，让余家伦和岳华来出演《霸王别姬》电视剧。

这件事也成了当时李碧华心中更大的遗憾。

1983年，广影着手筹拍《黄土地》，摄影请来了张艺谋，导演则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陈凯歌。

两位大佬级别的人物来到黄土高坡，而时任监制的还是西影厂长，人称“电影教父”的吴天明。

强强联合，《黄土地》成了当时中国影坛一部划时代的佳作。

在同年，未来被称作“之一编剧”的芦苇却因为调戏女孩子被流氓罪关进了“监狱”。

按芦苇的说法，他只是被关禁闭，并没有犯罪和入狱一说。

只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出狱”后的芦苇迎来了附近十里八乡里文艺青年的热切簇拥。

没有人能够想到，李碧华，陈凯歌和芦苇，三人完全不相干的人会在将来拍出一部巅峰之作。

2、大佬云集

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如今陈凯歌在《霸王别姬》后再也拍不出好片子了？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这部片子几乎是当时影坛的大佬们相互造就出来的。

在《霸王别姬》拍摄出品的五年前，有两个人不得不提：吴天明和徐枫。

1985年，拍出《黄土地》的陈凯歌深受吴天明的赏识，并让他执导《孩子王》。

由于当时西影和上影存在矛盾，陈凯歌的新作也因此夭折，未能进到电影展名单。

吴天明力挽狂澜，愣是私自跑到影展外宾区，拿着自制海报一桌一桌去宣传“推销”。

“丢了老脸，我也要让《孩子王》上！”

吴天明成功了，那届影展最后的“销售冠军”被一部没有入选的电影拿下了。

1988年，读完小说后的徐枫连连感慨，几乎隔三岔五就要重新翻读一遍。

他很快找到了李碧华，要跟她买下这部小说的版权。

李碧华又回想起了七年前《霸王别姬》电视剧的遗憾，依旧坚持执意让张国荣出演作为条件。

徐枫没有犹豫，他相信这位已在业内名声大噪的女作家。

彼时的芦苇刚刚挺过那段入狱时期，回到老单位做着他的绘景工作。

原本他打算就这么混下去，最后娶个媳妇生个娃，拿退休金养老算了。

但西影即将拍摄的一部新片《最后的疯狂》却意外地吸引了他。

不过令人发笑的是，并不是这部片子有多好，而是“烂”到芦苇都没法看下去了。

导演周晓文想看看这个年轻人的能耐，便让芦苇改剧本。

没想到这一改，《最后的疯狂》上映后一举成为1988年的票房冠军。

吴天明惜才，决定让这个“进过监狱”且“一事无成”的年轻人破格提拔为编剧。

而买下《霸王别姬》版权的徐枫也与这一年找到了陈凯歌。

阴差阳错，借由徐枫和吴天明两人的牵线搭桥，《霸王别姬》的剧组算是串到了一条线上。

3、“内乱”与和解

一开始，陈凯歌原本打算和张艺谋、吴天明拍高质量的艺术片，看不上这种小说。

徐枫多次上门辩论，总算是说“烦”了陈凯歌应下了这部电影的拍摄。

之后，陈凯歌找到了吴天明推荐而来的芦苇，可这个脾气倔的编剧却不准让他碰剧本。

没好气的陈凯歌也只得爽快地答应了芦苇：“不碰正好，我倒省事了。”

1991年，《霸王别姬》开始筹拍，徐枫履行了对李碧华的承诺，邀请了张国荣进组。

没料到“哥哥”的第二任经纪人以“怕不良影响”“档期未明”为由拒绝了徐枫。

此时，知道消息的尊龙来到剧组，由于他的经历和程蝶衣十分相似，于是决定毛遂自荐。

只不过最后待遇没谈拢，剧组和尊龙只能不欢而散。

至于巩俐“巩皇”，她早年和陈凯歌十分熟悉，自然很早就进了剧组。

当然，这部剧的选角还有许多小故事，除了尊龙，张卫健甚至是姜文都曾差点“成了角”。

姜文在当时甚至还差点扮演了程蝶衣。

1991年，亚太影展在台北举行，汤臣徐枫，导演陈凯歌，尊龙和张国荣均出席了晚会。

徐枫一看见尊龙和张国荣两人，心中已经有了想法。

后来，香港《号外》杂志让“哥哥”拍了一组京剧反串照片时，就连陈凯歌也下了决心：

“我当时便打算去香港亲自劝他拍这部戏，决心特别大。”

于是，陈导来到了香港文华酒店，和张国荣讲述了《霸王别姬》的故事。

后者深受感动，最后竟然激动地站起来同陈凯歌握手，说道：“我就是程蝶衣”。

老板黄百鸣难得看见张国荣这么执着，也特地改了档期，成全了他的“别姬梦”。

1991年末，这个承载着各路大佬的剧组就这么成立了。

4、疯魔成活

1992年开春，来到北京试镜的张国荣一下飞机就提出要去梅兰芳墓前祭拜。

于是，后来就有了那张《霸王别姬》主创剧组在墓前合影的照片。

陈凯歌后来回忆，直言没想到他竟然会有如此的“敬畏之心”。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这个东风对于《霸王别姬》剧组而言完全不缺。

发烧39度依然在压腿练功的张国荣，亲自脱了裤子挨打的张丰毅。

巩皇自然不必说，就连小豆子尹治还亲自把脸给打出了血。

上上下下，整个剧组就如同融进了这部电影中一般——不疯魔不成活。

剧本是李碧华耗尽心血，即便是到今天依旧放在荐书之一位的《霸王别姬》。

汤臣大佬徐枫投资，加上吴天明“月老”般的牵线搭桥，让剧组串成一团。

陈凯歌更是放下身段，亲自求来了张国荣拍摄电影。

“神级”编剧芦苇，更是花费了不亚于原创李碧华的功夫，重新再造了《霸王别姬》。

据称改编的剧本给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看过后，老人家一直在家中止不住地夸。

最后，加上剧组每个人“疯魔”式的投入演绎，终于成就了这部华语电影的巅峰之作。

当然，“疯魔”的大佬还不止这么几位。

负责拍摄的是拿奖拿到手软的顾长卫，化妆配音更是找来了戏曲名家嫡传的宋小川和温如华。

音乐部分请来了音乐协会主席赵季平，李宗盛和林忆莲更是联袂献唱《当爱已成往事》。

自此我们才可以解决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陈凯歌再拍不出好片子？

因为从始至终《霸王别姬》不是他一个人做出来的，更多地是整个剧组如痴如醉般的付出贡献。

27年过去，“哥哥”张国荣因抑郁症早在2004年从酒店下坠身亡。

陈凯歌、徐枫和芦苇三个人由于理念不合，大吵之后便分道扬镳。

三者断绝关系，资金、导演和编剧三者相互割裂，陈凯歌自然也难以拍出好剧。

而吴天明退居二线，他曾称在幕后完成了这部《霸王别姬》已再无遗憾。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

曾经的《霸王别姬》已经为华语影坛拉下了帷幕。

下一场拉开帷幕的，又会是哪部电影？

作者：白子阳

《霸王别姬》：导演陈凯歌，是如何展现文化传承与人性之美？

文丨八诞纪

编辑丨八诞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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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电影《霸王别姬》是中国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以京剧为背景，展现了两位京剧演员程蝶衣和段小楼之间错综复杂的师徒与情侣关系，以及在动荡历史背景下他们的命运和彼此别离，将探讨《霸王别姬》中所蕴含的文化传承和人性之美，并分析导演在影片中的巧妙手法。

文化传承与京剧的象征意义

在电影《霸王别姬》中，文化传承与京剧的象征意义是影片的重要主题之一。电影以京剧为背景，通过两位主角程蝶衣和段小楼在京剧舞台上的演绎，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京剧所具有的深刻象征意义。

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艺术形式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表演风格。在电影中，京剧作为背景元素被广泛运用，展现了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地位。

通过程蝶衣和段小楼在京剧舞台上的表演，电影呈现了京剧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艺术家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执着。

京剧不仅是一种艺术表演形式，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在电影中，程蝶衣和段小楼的表演不仅仅是舞台上的演绎，更代表了他们对于自身角色与命运的理解和把握。

京剧中的角色扮演和表演技巧，与主角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与情感交织，呈现了京剧的象征意义：扮演不同角色、演绎不同故事，既是艺术家的职责，也是人生的真谛。

电影中，程蝶衣和段小楼在京剧舞台上表演的角色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命运和情感相互映射。京剧的角色扮演与人性探索交相呼应，展现了主角复杂多面的内心世界。

他们在京剧中的表演不仅是为了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更是对于人性本质的反思和探索，以及对于爱情、友情与亲情的思考。

电影《霸王别姬》通过京剧的象征意义，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主角在京剧舞台上的演绎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性探索。

京剧在影片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使得电影更具深度和艺术价值。通过这种方式，影片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也传递了对于传统文化传承和人性探索的深刻思考。

师徒与情侣关系的人性探索

程蝶衣和段小楼之间的师徒情谊源自于他们共同在京剧舞台上的表演与学习。程蝶衣是京剧界的名角，而段小楼则是她的徒弟。他们在师徒关系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相互扶持，相互依赖。师徒情谊不仅仅体现在戏剧舞台上，更贯穿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程蝶衣和段小楼之间的关系并不仅限于师徒，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爱与欲望。尽管程蝶衣在与段小楼的情感纠葛中对于她们之间的师徒关系持谨慎态度，但情感的复杂性使得她难以摆脱对段小楼的情感纽带。

段小楼也对程蝶衣产生着深厚的情感依恋，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和扑朔迷离。

师徒与情侣关系中所体现的忠诚与背叛是影片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程蝶衣对于京剧的忠诚和热爱使得她在师徒关系中对于段小楼有着极大的期望。

而段小楼则在感情与事业之间产生着矛盾和挣扎，这导致他在程蝶衣面临困境时做出了背叛的选择。这种忠诚与背叛的冲突使得师徒与情侣关系更加曲折和戏剧化。

电影中，程蝶衣与段小楼之间的情感纠葛最终演变成一种真爱。尽管师徒关系面临破裂，他们的情感却越发坚定。最后，为了段小楼能够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情，程蝶衣选择了自我牺牲。这种真爱与自我牺牲的表现，彰显了师徒与情侣关系中的崇高情感和人性的伟大。

电影《霸王别姬》通过师徒与情侣关系的人性探索，展现了复杂多面的人性和情感。师徒情谊与相互依赖，爱与欲望的纠葛，忠诚与背叛，真爱与自我牺牲，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使得电影充满了戏剧性和情感张力。

这种人性探索引发了观众对于爱情、友情和人性本质的深刻思考，使得《霸王别姬》成为了一部感人至深的经典之作。

动荡历史下的命运与别离

电影中，程蝶衣和段小楼在动荡历史时期经历了巨大的命运起伏和挑战。战乱和政治动荡让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京剧戏班不得不四处流浪、演出艰难。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他们的命运增加了不确定性，使得他们的关系更加脆弱。

程蝶衣和段小楼的爱情与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深爱着彼此，但命运的坎坷与动荡让他们的爱情面临着严峻考验。政治斗争和社会变革成为两人之间的隔阂，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分别和别离。

在电影的剧情中，程蝶衣和段小楼分别了很多次，但他们始终不忘初心，对于彼此的承诺始终保持着忠诚。无论历经多少分离和困难，他们对于对方的情感依旧坚定，这种深情的承诺与别离交织在一起，成为影片的感人之处。

动荡的历史背景对于程蝶衣和段小楼的命运转折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运动对于京剧艺术的审查和打压，直接影响了两位主角的命运和事业。历史的转折为他们的爱情故事注入了更多的戏剧性和悲壮色彩。

电影中的别离不仅有悲伤与离别，也有情感的绽放和欢欣。程蝶衣和段小楼在别离的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彼此的重要性和情感的真挚，这种别离的悲与欢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无奈。

电影《霸王别姬》通过动荡历史下的命运与别离，揭示了主角程蝶衣和段小楼在复杂历史背景下所经历的起伏命运和扑朔迷离的爱情。

历史的动荡为他们的命运注入了不确定性和挑战，同时也让他们的爱情故事更加深刻感人。影片通过这种命运与别离的描绘，向观众展示了历史的冲击和人性的坚韧，使得《霸王别姬》成为了一部感人至深、永不磨灭的经典之作。

导演的影像呈现和意境营造

导演陈凯歌对每一帧画面都精心设计，采用对称、镜像和平衡的画面构图，赋予影片以美的享受和视觉冲击。特别是在京剧表演场景和人物情感展现上，画面构图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舞台美学。

导演在影片中巧妙运用光影效果，创造出明暗交错、阴影变化的效果，使得画面充满诗意和戏剧性。光影的运用也使得影片的氛围更加深沉和感性。

影片中的色彩运用非常精湛，通过鲜明的色彩对比来表达情感，比如红色象征 *** 和爱情，蓝色象征忧郁和离别。色彩的运用为影片赋予了更多情感层次和丰富的内涵。

导演在影片中运用了大量的特写和近景镜头，凸显人物情感和内心的表现。同时采用缓慢的镜头运动和镜头切换，增加了影片的节奏感和戏剧性。

《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的代表作之一，于1993年面世后，凭借其精湛的表演、优美的画面和深刻的情感，赢得了世界各地观众的高度评价。该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屡获殊荣，为中国电影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和认可。

电影在 *** 上追求高水准，导演陈凯歌巧妙地运用影像表现手法、演员表演和音乐配合，将中国电影推向了更高的艺术水平。这部电影在技术和 *** 上的成就为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霸王别姬》涉及了京剧、师徒关系、爱情与人性等深刻话题，引发了社会对于传统文化、情感认知和人性探索的讨论。影片中对于师徒与情侣关系的探讨以及历史背景下的命运与别离，使得观众对于情感、家庭、友情等议题产生深刻思考。

《霸王别姬》中京剧元素的大量使用，使得京剧这一传统艺术得以推广和传承。观众对于京剧艺术的兴趣也因此大幅增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电影中展现了两位主角之间复杂的感情纠葛，也触及到同性恋的话题。影片在全球范围内也因此引发了对于多元性文化与性倾向的讨论和关注。

电影《霸王别姬》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中国电影艺术的提升和国际声誉的获得，更在于它对于社会话题的启示与探讨。它成为一部代表中国电影艺术的杰作，同时也为全球观众带来了深刻的情感共鸣与思考。

电影中的音乐选用恰到好处，与画面相得益彰。京剧的唱腔和背景音乐使得影片更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同时也为情节和人物情感的展现增色不少。

通过这些影像呈现和意境营造的手法，导演陈凯歌成功地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和感伤的情感世界。影片中的画面优美、意境深沉，使得观众对于主角的命运和情感产生共鸣。

导演的影像表现使得电影《霸王别姬》成为了一部艺术与情感完美结合的佳作，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誉和认可。

结语

《霸王别姬》是一部充满着文化传承和人性之美的经典之作。通过对京剧的象征意义、师徒与情侣关系的人性探索、动荡历史下的命运与别离等方面的探讨，我们深入了解了这部电影所传递的深刻思考和情感共鸣。

导演陈凯歌通过影像呈现和意境营造，赋予电影以更深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霸王别姬》不仅是中国电影的杰作，更是一部值得全球观众共同欣赏和探索的电影佳作。

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和感伤的情感世界，引发观众的深思，影片的精美画面、细腻光影运用、色彩传递情感、镜头语言和音乐渲染等手法赋予影片以深厚的艺术性和感情共鸣。

电影《霸王别姬》在文化传承、情感探索和艺术呈现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成为中国电影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为全球观众带来了深刻的情感共鸣与思考。《霸王别姬》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部感人至深、永不磨灭的艺术之光。

从“八百里秦川”陕西走出去的十大著名导演，看看你认识几个？

陕西自古被称为“八百里秦川”，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先后有西周、秦、汉、唐等14个政权在此建都，历史上更是出现了很多永垂不朽的名人。

今天我们来看看从陕西走出去的大导演都有谁？

张艺谋，陕西西安人，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总导演。代表作《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英雄》《十面埋伏》《长城》《影》《一秒钟》等。

顾长卫，陕西西安人，中国著名摄影师，导演。代表作《霸王别姬》《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孔雀》《立春》《更爱》等。

王全安，陕西延安人，中国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代表作《月蚀》《惊蛰》《团员》《白鹿原》《图雅的婚事》《将令》等。

黄建新，陕西西安人，中国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代表作《黑炮事件》《埋伏》《求求你，表扬我》《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谁说我不在乎》等。

侯咏，陕西西安人，中国著名摄影师，导演。代表作《天出血》《卧薪尝胆》《一个人的奥林匹克》《闯关东中篇》《愤怒的摄影师》《上阳赋》等。

冯小宁，陕西西安人，代表作《北洋水师》《红河谷》《黄河绝恋》《朱元璋》《举起手来》《信天游》《落经山》等。

谢飞，陕西延安人，中国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代表作《火娃》《湘女萧萧》《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益西卓玛》等。

刘惠宁，陕西西安人，中国著名导演。代表作《12.1枪杀大案》《相爱十年》《女人心事》《半路夫妻》《军医》《你是我兄弟》《我的父亲母亲》《爷们儿》等。

刁亦男，陕西西安人，中国著名导演、编剧、演员。代表作《制服》《夜车》《白日焰火》《南方车站的聚会》等。

杨树鹏，陕西宝鸡人，中国著名导演。代表作《实话实说》《电影传奇》《烽火》《我的唐朝兄弟》《匹夫》《少年》《幻境猎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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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圈大咖”的救赎

一、

1984年，张默才两岁的时候，29岁的张国立，因拍《密码没有泄露》，和27岁的漂亮女演员邓婕擦出火花，这为他和张默未来的“战争”，埋下了导火索。

那时的邓婕，美得不可方物，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无不洋溢着青春 *** 的韵味，性格又合拍，相谈甚欢，张国立很快沦陷其中，只恨他和邓婕已有家室。

张国立本是天津人，在陕西长大。16岁时，赶上运动，在中铁二局做领导的父亲安排他做了一名铁路工人，后因他有文艺天赋，被辗转调到了该局文工团。

在文工团里，张国立和“快书大家”高元钧之子高洪顺、“相声大师”侯宝林之子侯耀文等，先后成为室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接受了很好的艺术熏陶。

正因这层关系，他日侯耀文弟子郭德纲见到张国立时，便要恭恭敬敬地叫一声：“叔”。当然，这是很后来的事了。

在文工团时，张国立除了交朋友，还交了个女朋友。中铁二局的总部在成都，身材高大、多才多艺的张国立，认识了本地姑娘、文工团的专业演员罗秀春。

罗秀春全家都在铁路系统工作，父亲是一位干部，母亲还是一家国营厂的厂长，罗秀春本人，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初中没毕业就考入了张国立所在的文工团。

都是青春年华，情窦初开，男才女貌，经常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很快产生感情，坠入爱河。又很快领证结婚，并于1982年夏天诞下一子，就是张默。

没什么学历，长得也没多出众，本事暂时也看不太出来，却因缘际会地娶了领导的女儿，老婆孩子热炕头，还有戏演，本应知足了，但张国立总感觉还差点什么。

到了1983年，峨嵋电影制片厂筹拍《弯弯的石径》，导演米家山想找个生面孔来演，正巧剧组有个美工，是张国立岳父的邻居，就推荐了28岁的张国立。

结果，张国立不但拿下了男一号，演得还很好，电视剧播出后，获得了当年的“飞天奖”，奖品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拿到手后，张国立就很感恩地送给了岳父。

因为获奖，张国立得以转业到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成为一名话剧演员，并开始涉足影坛。一同调入的，还有孩儿他妈罗秀春。

与此同时，首战告捷的张国立，也和导演米家山成了很好的朋友，此后米导再拍戏，两人多有合作。当然，作为四川人艺的演员，张国立也演了不少其他的戏。

这其中，就包含我们开头提到的《密码没有泄露》。结果，密码没有泄露，张国立和重庆妹子邓婕蠢蠢欲动的情感，却如春光一般，泄露一地。

此后，爽朗的邓婕很快与商人老公离婚，但张国立犯了难：自己一直是个重情重义的“老实人”人设，如今儿子张默才两岁，这事怎么跟糟糠之妻罗秀春说呢？

二、

思来想去，张国立还是张不开口，只好先采用权宜之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决定等张默大一点再说。

时光荏苒，转眼过了4年。1987年，张国立32岁了，他参演的四川人艺排的话剧《朱丽 *** 》，荣获第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这是中国舞台表演的更高奖，因此，四川人艺直接给他奖了一套三居室的大房子。乔迁之喜，朋友们前来祝贺，其中就有刚拍完《红楼梦》的欧阳奋强和邓婕。

同年，四川台筹拍《死水微澜》，欧阳奋强任副导演，推荐张国立。导演刘子农一看：张国立？我们合作过啊，《草莽英雄》他演得很不错的，那就他了！

然而张国立有点犹疑，因为同一时间，另一部剧《西部痕迹》也在找他，找他一家三口，来演邓稼先一家三口……犹豫再三，最后，张国立选择了《死水微澜》。

结果，《死水微澜》像个谶语，不但为张国立赢得了“中国首届电视艺术片更佳男演员奖”，还让他死水般的婚姻也泛起了微澜。

张国立拍《死水微澜》，一拍大半年，在剧中，他和邓婕卿卿我我，很多香艳无比的场面，都演得热火朝天， *** 澎湃，于是微澜遇上飓风，便掀起了惊涛骇浪。

坚持到1988年，儿子张默6岁，即将上小学时，33岁的张国立，终于决定给离婚4年，已从27岁等到了31岁的邓婕一个交代，与原配罗秀春协议离婚。

因为心怀歉疚，离婚之时，张国立把存款和四川人艺奖的那套大房子，都留给了罗秀春。儿子张默，则被法院判给了更有经济能力的张国立。

但张国立一恢复自由身，就和邓婕携手北上，此去经年，一来拍戏太忙，二来北漂太苦，三来邓婕还没做好当后妈的准备，遂将张默还交给前妻罗秀春照顾。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张国立虽然跟邓婕恩爱，但不得不说，与后来跟他同为“铁三角”的另一位张姓演员比，他算有良心的多（详见万小刀公众号往期：《“皇阿玛”同志的混乱情债》），至少金钱方面不曾亏待罗秀春母子。

但初到北京时，张国立默默无闻，有一段时间，邓婕住剧组，他则不得不在老朋友侯耀文家蹭吃蹭住，逢年过节再跟着他们出去演出，做做报幕员什么的杂活。

那时候邓婕因为饰演《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名气比他大得多，资源也很丰富，看他落魄，就琢磨着要给他介绍导演，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下。

不料张国立对此反应很大，他不但不去，还几乎是生气地对邓婕吼：

你千万别干这事儿！你信我，你就等着！

但是张国立虽有才华，命运给出的剧本，却像大多数成功者的故事一样：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不过张国立还算命好，虽在演艺事业上没有一飞冲天，他却意外得到了别的馈赠。

三、

1989年，41岁的王刚还没和成方圆生情，32岁的张铁林正在英国和外国女友玩俄罗斯方块时，34岁的张国立拍了《顽主》还不火，索性来了次铤而走险。

这一年，为了一笔丰厚的报酬，张国立参加了中国首次东南极科考队，以新闻组成员的身份，去拍摄一部叫《长城向南延伸》的电视剧。

不料，就在南极普里兹湾，他们遇上了凶险异常的冰崩。

生死存亡之际，张国立虽不是党员，却很有觉悟地自愿留下来，和党员同志们一起坚持到最后，保住了拍摄的片子和机器。因此，张国立荣获个人二等功。

但这对张国立的演艺事业，并没有多少帮助，不久之后，他就又陷入了无戏可拍的尴尬境地，一度不得不靠给歌手们拍MTV为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朋友介绍下，屠洪刚找张国立拍《霸王别姬》的MTV，不料聊了一会儿，却发现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MTV。

好在屠洪刚也是个厚道人，他没有直接放弃张国立，而是找来大量资料让他学习。艺术是相通的，加上张国立有多年影视从业经验，很快触类旁通。

最后张国立拍出了《霸王别姬》的MTV，而且比一般市面上的作品，要更细致，更有想法，角度更多。

此后，慢慢地，许多歌手都知道了，有一个叫张国立的，MTV拍得不错。于是，什么《雾里看花》《春天的故事》啊，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MTV都找他拍了。

然而，虽然张国立口碑慢慢出去了，但是并没有因此挣到钱。拍之一部MTV的时候，全组几十号人，大家一起分700块钱，平均每人也就几十块。

此后，影视圈刮起了“颜值风”，像当时还是“奶油小生”的唐国强，就很火热。张国立自知形象没有优势，于是就跟着老朋友米家山做起了副导演。

那个时候做导演需要论资排辈，层层闯关，一个人，你必须做过几次场记，再做助理导演、执行导演、联合导演……一步一步，到最后，才能做导演。

张国立跟着米家山学做导演，十分勤奋刻苦，一路升级打怪，很快做到了联合导演的位子。

在此期间，他顺带主演的米家山电影《袁氏遗产案》，还获得了“百花奖影帝”提名。

到了1993年，38岁的张国立，已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独立导戏了。他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就做导演了，没想到命运再次出手，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四、

1994年，39岁的张国立，还没因《混在北京》斩获“百花奖影帝”，就收到了《宰相刘罗锅》剧组的邀请，他一看剧本不错，就把邓婕也带着一起进了组。

这部剧里，张国立与46岁的王刚、48岁的李保田搭档，一人分饰多角，人物塑造非常成功，由是大放异彩，获得了业内外广泛关注。

此后，张国立趁热打铁，又执导兼主演了《康熙微服私访记》系列，再次火爆荧屏，并获得了1998年“金鹰节视帝”，从此被冠上了“皇帝专业户”的称号。

时来运转，厚积薄发。

张国立一飞冲天之后，又在冯小刚介绍下加入京圈（详见万小刀公众号往期：《京圈情事》），先后主演了冯小刚电影《一声叹息》《手机》等，获奖众多。

其后，一部部经典的影视作品，像《我这一辈子》《金婚》《五月槐花香》《大生活》《一九四二》等，犹如雨后春笋，获奖无数，逐渐成就了张国立无可撼动的“京圈大咖”地位。

尤其是2000年，45岁的张国立，和43岁的张铁林，52岁的王刚，三个老男人组成“铁三角”，拍了刘家成执导的《铁齿铜牙纪晓岚》，更是火爆一时。

演了许多年的戏，除了《倚天屠龙记》中的“成昆”，张国立塑造的影视形象，大多为正面人物。在影视剧中，他常以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出现。

然而，戏里戏外，大不一样。现实中的张国立，并不是戏里一般的慈父贤夫。

五、

自1989年结婚以来，张国立与邓婕都忙事业，聚少离多，鲜有享受二人世界的机会。邓婕曾说想要个孩子，但张国立说：如果你觉得寂寞，不如养条狗吧。

这可能是因为张国立，自觉亏欠儿子张默太多，所以不想再有其他孩子来“分享”父爱。但这对于身为女人的邓婕来说，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不仅如此，张国立还是个工作狂，在片场“铁面无情”，为求作品质量上乘，骂哭演员是常有的事，就连妻子邓婕都未能幸免。

一次在剧组拍一个镜头，张国立对邓婕的表演很不满意，板着脸，盯着监视器，一次次喊卡，一次次重来……

直到旁边的工作人员尴尬地提示了他一下，他抬头才发现，邓婕气得叉着腰站在他跟前，剧本往监视器上一摔，扬长而去，不拍了！

事后回家，张国立对此事绝口不提，也不出言安慰。

因为自带几分“钢铁直男”属性的张国立认为，工作与家庭要分得清，工作上的事就不该带到家里去谈，因此这事，就这样翻篇了。

不过张国立虽有“钢铁直男”的属性，说起情话来，却也很是高级。

曾与张国立搭档出演《金婚》的蒋雯丽，一次接受采访时爆料说：张国立是一个生活特别无趣的人，现实中的我，是不会选择这样的人结婚的！

当时坐在一旁的张国立十分机智，立马接过话茬说：我只属于邓老师！

2007年娱乐大典晚会，宋丹丹在为与自己搭档的张国立颁奖时，开玩笑说：有请邓婕的丈夫，我的男友张国立上场！

张国立走上台后，将宋丹丹和邓婕二人，一边一个揽入怀中。然后，对着邓婕说：这是我念着多年，最近很少碰的手，但一直碰着她的心的女人！

然后扭头对宋丹丹说：这是我只碰过手，但一直没有碰过心的女人！

由此不得不说，张国立浸淫娱乐圈多年，既是“老戏骨”“京圈大咖”，自然情商、智商都双双在线。

大咖身边，诱惑极多，除了之一段半途而废的婚姻，虽说他也曾与刘孜、金巧巧、袁立、沈傲君、苗圃等传过绯闻，终是没有实锤，和张铁林、王刚比，也算还好（详见万小刀公众号往期：《“风流老戏骨”的开挂人生》）。

但是，一生当中，哪怕就情变过一次，给儿子张默带来的幼年伤害，都会在多年以后，成倍地返还给他。

六、

张国立事业有了起色之后，便把儿子张默接到北京。这时他的演艺事业蒸蒸日上，完全超越了邓婕，邓婕便逐渐向家庭倾斜，做起了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但张默是和生母罗秀春一起长大的，父母离婚时，他虽6岁，已有记忆，加上多年来周围亲戚朋友的闲言碎语，使他对父亲产生了隔阂。

因此，初到北京那会儿，与父亲一起生活，两人经常吵架，甚至会动手打起来。

在张国立的字典里，父亲的形象，就是他父亲那样的人。而他父亲，是一位非常传统的“老思想”，家教非常严格，张国立小时候犯错误，动辄挨打。

于是张国立自己做父亲，也学他父亲那一套。但张默毕竟是80后新人，张国立越是强势“镇压”儿子，张默越是叛逆。

15岁以后，张默常常惹事，张国立没少给他擦 *** 。尽管如此，张默从来没有一丝愧疚，他认为张国立这样做是应该的，还振振有词说：谁让你没时间陪我！

18岁那年，张默迷上了音乐，想以此为生。他常常穿着破旧的衣服，背着一把吉他，吼着“自家狗听了都会打哆嗦”的音乐，在街头卖唱。

结果，音乐没玩出个名堂，抽烟、喝酒、打耳洞……倒是学得样样精通。

张国立知道后，去找了张默的队友，没过几天，队友便把张默赶走了。

后来，张默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在2003年，因怀疑女友童谣与其他人有染，大打出手，造成对方鼻骨骨折，险些毁容。

有媒体报道，称此事导火索是一名“中戏”老师，在校口碑极差，不仅在“辅导”学生“床戏”方面行为不检点，还私自收学生家长贿赂……

舆论哗然，张国立不得不出面积极回应，并向童谣道歉，愿意承担一切治疗费用。

后来张默被“中戏”开除。从此以后，张国立没有给过张默一分钱。

离开“中戏”后，张默有一次去找工作，剧组说：这不是张国立的儿子么，他还需要拍戏吗，他不是跟他父亲拍纪晓岚去了吗？

因为这样的原因，张默被“区别对待”。有一年的时间没有接到戏。

最后，好不容易接到一部戏，对方却委婉地提出要求：拍戏可以，但是需要让张国立也来拍一个星期。

就这样，他一直生存在父亲的影子里，坐困愁城。

2009年3月，在宣传电视剧《孽债2》时，有记者质疑张默是因为父亲的原因，才拿到这个角色，张默矢口否认。

记者穷追猛打，张默脾气爆发，立刻掏出相机与记者对拍，还威胁说：明天报纸谁骂我，我就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了！

2011年10月，张默驾驶一辆价值上百万元的雪佛兰皮卡，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就出席在电影《一九四二》的记者会上，又被媒体一顿炮轰。

每次出事，张国立作为父亲，抱着早年亏欠他的心理，总是为张默跑前跑后，扛下所有。所以说欠了债，总是要还的。

然而张默那真是不省心，和后面发生的惊天大事比起来，他打女友、怼媒体、开无牌车这些丑事，相比之下，都要算“小事”了。

七、

2010年，有一家香港媒体，邀请张国立和张默父子在父亲节，彼此给对方写一封信作为互动。

张国立写的是：

“记者曾问了我一个问题，张国立作为张默的父亲，是帮他多还是害他多？

我自己想了想，觉得这些年的确害你不少。

你小时候如果不是刚好碰上张国立要创业，要争名声时期，也许我和你妈妈也不会离婚；你进了这行，要不是有张国立这个爸，你可能没有这么痛苦。”

不可否认，张国立在事业上，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但与此同时，他也失去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陪伴。

然而，这样的肺腑之言、悔恨之意，却不能阻止张默在堕落之路上悬崖勒马。

2012年1月，30岁的张默竟因吸毒被警方带走。57岁的张国立发表致歉声明，承诺会监督儿子痛改前非、远离毒品。

不料仅仅两年之后，32岁的张默却又一次因为吸毒，被警方逮捕。这一次，年近花甲的张国立，再次痛心疾首地道歉之余，也对儿子多了几分歉意。

在为《海底总动员》里小丑鱼“尼莫”的爸爸配音时，因为剧情，他想起自己也曾在张默童年里“失踪”的往事，竟然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就在张国立自责痛悔的时候，随着年龄增长，涉世渐深，张默也慢慢有了转变。

在拍摄《纪晓岚3》时，张默曾在剧中饰演一个“门子”的角色，与王刚一起拍的。事后王刚对张国立说：我和你说句话，张默是个好演员，他能超过你。

真正让观众领略张默演技的，则是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里的“老六”。与陈坤演对手戏，张默居然丝毫不慌，人物性格拿捏得十分精准。

更令张国立诧异的变化，则发生在另两部戏里。

在拍《龙非龙凤非凤》时，张国立演大臣，张默演皇帝。每次拍戏有大臣需要给皇帝跪拜的时候，张默就先给他跪下，然后再按照剧情演。

在拍摄《济公》时，有一场戏需要张默打张国立一耳光。张默问张国立，这个我怎么演？张国立回答说该怎么演就怎么演。

张默纠结了好久，然后对着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各位现场的朋友注意下，我今天这场戏要打我爸，我先抽我自己！说完，啪啪啪就打了自己几个耳光。

这令张国立感到欣慰，鼻子一酸，差点掉泪。

多少年来，因为年轻时的冲动，他自认为没有做到一个好父亲，因此，张默长大后，与他对抗，他也一直以救赎般的心态，去委曲求全，为他默默承担一切。

而张默，从来认为只有父亲欠自己，所以他闯再多祸，父亲承担的一切都是活该。

直到有一天，他闯了那么多祸，误入那么多歧途之后，幡然醒悟，忽然懂得心疼父亲了。这种“中国式父子”的对话与和解，令人动容之余，也很后怕。

所以说，人这一生，从来没有尽善尽美。得到一些的时候，必然也会失去另一些。

至于哪些应该紧紧攥住不放手，而另一些则没那么重要可以舍弃，每人心里，应有一杆自己的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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