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口，老汉口热干面加盟

牵着乌龟去散步广角镜 2024-09-27 12 0

建中央厨房，牵手“老汉口”，产品升级迭代——襄阳牛肉面成城市名片

襄阳牛肉面深得市民的喜爱。（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田悦通讯员谢勇摄）

11月11日，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中国农业银行襄阳分行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面面俱到”金融服务发布会，签署《襄阳牛肉面产业战略合作协议》。

按照协议内容，中国农业银行襄阳分行为襄阳牛肉面产业客群提供存款类、贷款类、消费结算类一揽子产品综合服务。

牛肉面是襄阳的一张城市名片，也是大多数襄阳市民早餐的首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带“襄阳牛肉面”字样的市场主体有18000多家。其中，襄阳本地6500余家，武汉4000余家，其余分布于其他省份和地区。

襄阳市委、市 *** 提出，坚持产业链思维、融合发展理念，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从打造中央厨房，到走出去寻求合作，再到产品升级迭代，该市有关方面持续发力，动作频频，推动襄阳牛肉面加速竞跑品牌赛道。

建中央厨房呵护“襄阳味道”

11月15日，位于樊城区产业大道的襄阳牛肉面产业园轮廓初显。

该产业园由襄阳市襄阳牛肉面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近5亿元建设，占地面积206亩。目前，一期工程主体已完工，接下来是内部装修和生产设备的设计安装。

公司董事长李伟介绍，待项目全部建成，1万平方米的中央厨房可满足1万家门店日常的原材料供应，7万平方米的预生产线可日产100万份盒装牛肉面，预计年产值50亿元以上。

两年前，“襄阳牛肉面”商标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注册商标，核定用于“餐厅、餐馆、快餐馆”等场所和“面条、方便面、挂面”等商品。发展势头良好，但和柳州螺蛳粉、兰州拉面等相比，襄阳牛肉面在质量标准、管理标准和统一的经营模式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我们建产业园，打造中央厨房，主要考虑是推动襄阳牛肉面产业要素集约化、行业标准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刀切’。”李伟说，依托产业园内的研发中心，将推动形成基础性的行业标准，同时实施“共用品牌”+“公司品牌”的双品牌战略，根据面馆各自风味定制生产不同口味的半成品原料，通过直营、加盟、分销等形式，呵护“襄阳味道”。

原材料供应居产业链上游，是决定“襄阳味道”的基础性要素。除在襄州、枣阳、老河口等鄂北岗地的优质专用小麦、肉牛等本土原料来源，李伟所在的公司也和新疆国兴农业发展集团达成意向，建设牛肉牛杂牛油等配套生产基地。

牵手“老汉口”打造样板间

11月15日早上7点，樊城区一桥头邓家牛腩面馆宾客满座。学徒张权在师傅的指导下，麻利地烫着面。

张权是随州人，在襄阳反复考察后，他选择了符合随州人口味的邓家牛腩面馆，打算学成后回乡开店。

面馆老板程艳阳介绍，“师徒传承”是襄阳牛肉面“走出去”的主要途径之一。每年，她家的店会接待十余位前来学艺的外地学徒，大家学得一技之长，然后散之四方，开始创业打拼。

“学徒制”积淀着襄阳一家家面馆的成长史，也记录了襄阳牛肉面以质朴且蕴含人情味的方式开枝散叶的发展史。

“做好一个品牌并不容易，需要时间和定力，也需要改革创新和脚踏实地。”在襄阳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庞成庆看来，激活襄阳牛肉面品牌规模效应，还需要在商标、名称、招牌、服务等方面深耕细作。

“老汉口”是我省极富地域性的老字号品牌。今年8月15日，襄阳牛肉面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老汉口”等品牌方正式签订合作协议。按协议内容，“老汉口”旗下300家门店，将按照襄阳牛肉面的门头标准，统一装修、统一餐具、统一风格、统一口味对外经营。

“这是襄阳牛肉面首次与其他品牌采取城市合伙人形式的对外合作，也是襄阳牛肉面首次成规模‘走出去’。”李伟说，300家门店相当于襄阳牛肉面“走出去”的样板间，各店面的原料将由位于襄阳的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襄阳市市场监管局局长王迪表示，“襄阳牛肉面”是襄阳特色产业发展的金字招牌，该市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商标品牌应用及保护，整合更多资源形成“走出去”的强大合力，促进行业规范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产品升级推进品牌“走出去”

除了大街小巷的面馆，盒装速食包装也正成为襄阳牛肉面品牌“走出去”的重要一环。

作为该行业的首批参与者，襄阳赛奥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威见证了这个行业的更新迭代。他介绍，2012年，该公司推出初代产品，将干碱面真空包装，搭配牛油牛杂包，保质期15天，消费者需要自己动手烹煮。2016年，公司推出牛肉、牛杂、豆腐、海带四种口味，经品控，保质期延长至6个月。2017年，盒装面添加自带发热包，实现了便携烹食需求。今年10月28日，公司“襄故里”品牌第四代盒装襄阳牛肉面产品上市，可像普通方便面一样，冲泡五分钟即可食用。

和赛奥一样，襄阳郭氏阜丰粮油科技有限公司也在谋求产品的升级迭代。

作为湖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郭氏阜丰的主营业务是有机粮食的生产、储存与销售，产品涵盖襄阳牛肉面、牛杂面、杂酱面、热干面等八个系列，分细面、中粗面、粗面三种规格，配上自主研发的酱料包，既保证了襄阳牛肉面的原滋原味，也能较好地满足南北不同区域人群的口味需求。

11月22日，公司日产45万包襄阳牛肉面生产线进入样品调试阶段，按计划，11月底上市。公司董事长郭焕芝介绍，未来3年，该公司生产线将扩至10条，日产量将达到450万包。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肖擎祝兆林通讯员许超）

老汉口，晋商很会滚雪球（下）

编者：昨天，我们在《老汉口，晋商很会滚雪球（上）》里，介绍了晋商的源起，以及他们与汉口近代商业的深度联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

中国之一家票号“日升昌”

晋商最红火的业务还是兴办票号。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说：“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的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更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票号，又称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以汇兑为主兼营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

相传，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在北京等地设有分庄。起初，在京的山西同乡很多开干果店，每到年终均要将薪金由镖局运回山西，后因运费高又怕发生意外，于是常把现银交给西裕成北京分庄，再凭此分庄写的信到平遥总号取款。

后来，西裕成经理发现这种现款兑拨是一个生财之道，便设“日升昌”汇兑。果然业务发达，利润猛增，于是晋商纷起效仿，投资票号。道光末年，山西票号已有11家。同治光绪年间，山西票号总分号达358处之多。

苏之峰在《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一文中写过，山西金融汇业最盛，可列出“经理芳名”八十有九位，实握汉镇金融权。

清朝中叶晋商前来汉口发展票号业务，这不仅由于汉口地处水陆交通枢纽贸易发达，为闻名全国的金融市场，而且与武昌隔江相望。当时武昌是湖北湖南两省政治中心，衙门林立，正是票号兜揽官款的角逐之地。

票号经理还不惜重金捐得官衔爵位，以侧身官场接纳权贵，他们还善于不失时机攀结封疆大吏。两湖总督端方在山西“大德亨”财东家居住时格外受到礼遇。祁县合盛元票号经理史锦刚拜两湖总督瑞瀓为干爹，出入衙门自由，同业莫不称羡，有此特殊关系，票号所得实惠没法说。

平遥票号“蔚丰厚”，金融家李宏龄的职场首站

天下没有平坦之路，晋商在汉口经营也历经过坎坷。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汉口后角堂的一场大火，大批徽商的盐船被烧毁，徽商从此实力大减，他们在山西票号所借贷的巨资到账还不了，导致各分庄 *** 不灵，陷于经营危机。

清代叶调元在《武汉竹枝词》写道：“财千万作灰扬，富客豪商气不狂。九九归元谁受累，大东道主是西帮。”西帮，指的就是当时在汉口一家独大的晋商。

晋商原本以为可以称雄汉口，不料次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军很快进入两湖地区，汉口成为硝烟滚滚的战场，商贾纷纷逃离，晋商各大分庄接到总号指示，相继携资撤回山西总号，这就是咸丰三年（1853年）所演绎的“汉口大撤庄”。直到战事平息，汉口重回祥和，晋商的票号才又一次回到汉口，并在一系列优秀经营者的努力下重现繁盛。

山西乔家大院，金融家阎维藩离开汉口后，供职于乔家票号“大德恒”

这里介绍两个当年经营票号的名人。

一个是李宏龄，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平遥源祠村人，他经营票号45年，前后担任过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号经理，是一位杰出的金融企业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调职蔚丰厚票号汉口分号主持业务。

到汉口分号后，李宏龄指示，所有外放款项一律收清，而后再放。这一年9月，汉口遭灾，伤人数千，烧毁货物、房舍难以计数。灾后，各货帮皆因火灾损失，困难重重，有的甚至歇业。各票号吃亏的很多，而李宏龄主持的“蔚丰厚”票号汉口分号却未曾分毫受累，还能照常营业，因此获利颇丰。原因何在呢？李宏龄曾对伙友讲：“我有此举，原是受前辈张徽五的指教。当年，张徽五告诫我，凡改住码头（指票商活动的商埠），前任所放款均宜收清，以后再徐徐去做。”

李宏龄在汉主持票号多年，从无倒欠事故发生。可见，此人精明强干。

另一个人物叫阎维藩，出生祁县下古村，光绪元年（1875年）他入平遥“蔚长厚”票号当学徒。出徒后，被派往福州分号当伙计。之后。他有幸结识了福州都司恩寿，并与之拜了把子，结为金兰之交，终于获得了公款的经营权。从此，福州地方经费和军饷调拨全由福州分号经办。

阎维藩有一次遇到棘手的事：恩寿想借钱买官。票号本以为借一万五千两白银，谁知要借十五万两。借也不好，不借也不好，阎维藩咬着牙齿借了。这事让平遥“蔚长厚”总号发现了，派人前往查处。可派去查究的人达到福州时，正遇上提拔恩寿为汉口将军的圣旨下达。因此，查究之事也只得从此作罢，不了了之。

这事让阎维藩丢了面子，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恩寿将本利还清后，阎维藩便辞职还乡。当他路经汉口时，恩寿亲自带领大堆人马隆重迎接，并行过街，好不威风，一路有说有笑，进入恩寿府邸。在汉口，恩寿对他设宴款待，临别时，恩寿又亲书一札，让阎维藩带信给山西巡抚胡聘之，托其关照。

谁知，他这些受款待的事很快传回祁县。“大德恒”票号财东乔致庸欣赏他的杰出才能，于是派儿子在路上接其回乔家，并聘为“大德恒”票号经理，全权负责。

阎维藩为报乔致庸的知遇之恩，殚精竭虑，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使票号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不仅没受损害，反而大获其利。很快，“大德恒”票号就成为晋商中最有活力的票号之一，随后分别在汉口等23个地方设立分号。

到了民国八年（1919年），阎维藩向阎锡山建议建山西银行得到批准，他后来也在汉口6个地方设立分支机构。看来，阎维藩这人很看重汉口。

武汉百年老火车站汉口站，即将升级！

近日，具有120多年历史的火车站——汉口站即将升级啦！汉口站北广场工程正式进入收尾阶段，计划近期投入使用。

老汉口站的历史

解放前的大智门火车站（老汉口站）

清朝末期，汉口站曾是亚洲最现代化、最壮观的火车站之一，也是20世纪早期规模更大的火车站。那时的汉口站位于京汉大道旁，叫大智门火车站。

大智门火车站（老汉口站）近照

1991年10月，老汉口站退出历史舞台，新汉口站正式开通运营，其南广场也同时投入使用。

为什么要建北广场？

伴随着中国铁路的高速发展，2008年1月，汉口站启动改扩建工程。改造后的汉口站拥有18个站台、20条股道、7.6万平方米站房、2.8万平方米候车面积。

如今的汉口站集普速列车、高铁动车和城际铁路于一体，成为京广高铁武广段、汉十高铁等国家高铁干线的枢纽站。

面对愈来愈庞大的客流量，汉口站南广场客流、车流巨大，高峰期满负荷是常态，周边交通压力大。为应对客流变化，铁路部门决定启动建设汉口站北广场工程。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汉口站北广场工程按下“暂停键”。

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这座英雄之城的烟火气又回来了，恢复了往日的勃勃生机。汉口站北广场工程也正式重启。

上跨、下穿京广铁路既有线

汉口站北广场由地下集散空间、停车场、地面工程、高架平台、下穿京广铁路通道等部分组成。

新建北广场总用地面积4.8万平方米，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大，与现已投入使用的汉口站南广场遥相呼应。

广场内总体布局分为“一核两区”：“一核”为北站房，以北站房为核心，组织人流集散和交通接驳；“两区”为人流集散区、交通接驳区。

广场在紧邻北站房处设置了人流集散区，方便进出站旅客的组织；在西侧设置公交、出租车、社会车辆的交通接驳区，让换乘更便利。

汉口站大平台和天桥示意图

北广场还将规划建设占地1.3万平方米、可容纳5条公交线路换乘的枢纽场地，以及地上、地下停车场，可提供公交车、旅游大巴、出租车等各类停车位500余个。

汉口站北广场鸟瞰图

百年汉口站见证了中国铁路发展史，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华丽蝶变！

文图：孙忠秀张嬝嬝李庆吴笛胡昶张周凯宋萍彭琦

来源：中国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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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进青岛路10号，揭秘老汉口113年前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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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时间往回拨，倒回1861年。

那年英国人在汉口，强设之一个租界。自此，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从江汉关到麻阳街，汉口沿江总长1088丈的更佳位置，都被一群外国人占据。

1905年，英商平和洋行在汉口青岛路的租界上，建造了武汉最早的钢筋混泥土楼房，也是之一座现代化打包仓库：平和打包厂。倔强的老汉口人，只叫它棉花打包厂，毕竟不和平的年代，平和这个名字，多少有点讽刺。

20世纪初叶的老汉口，码头文化浓厚，港口贸易极为繁盛，那时的平和打包厂不仅是打包棉花，还兼顾着打包皮革、羽毛、麻料等商品，生漆、猪鬃、药材等进口业务也同步经营，打包厂的生意，也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红火了三十年。

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平和打包厂被日本人占领。

随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平和洋行又重回汉口，继续着打包厂的生意。

1949年武汉解放，平和打包厂在进行了“镇反”和民主改革后，终于在1953年底，由武汉市国营商业仓储公司接管，几经曲折，被外国人掌控将近50年的平和打包厂，正式回归到了中国人手里。

1960年的9月，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的平和打包厂被改为仓库，在这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打包产业，也随之谢幕。

繁华了半个世纪，也落寞了半个世纪，这座建筑，到如今，哪怕是土生土长的汉口伢，也难得有人知晓这打包厂曾打包的是什么，不知这里繁华的曾经。

晃眼之间，113年过去了，平和打包厂成为了武汉现存最完整的早期工业建筑，更被列为一级工业遗产。随着中山大道整体改造，旧租界里的这些老洋房也被重新修葺，沉睡了半个世纪的平和打包厂，终被再次唤醒。

现在的平和打包厂，由六座分别建造于1905年、1918年、1933年、1949年的建筑群组成，除去青岛路口的一栋出租为新江滩宾馆，剩下五栋建筑，都通过顶棚以及新建的走廊，让空间交错融为一体，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们，经过修复后，共处的愈发和谐统一。

比起租界里与之为邻的花旗银行大楼旧址与法国领事馆，平和打包厂并不是最亮眼的那栋建筑。但经过修复后，这座亲鉴汉口百年轻工业兴衰的英式老建筑，增添了一丝新的生命力，再次开启，续写自己的江城故事。

随着黄色木质框架结构的大门进去，浓厚的工业风扑面而来，不同于汉口租界里其他老建筑，红砖墙面，砖混构造，壁柱分割，旧时的运货通道及消防系统也被完整的保留，随着不远处的悠扬船鸣，仿佛时光倒流回到1905。

“修了就像冇被修过一样”，是老街坊们对这里的评价。平和打包厂运用的是“修旧如旧”的理念去修复，保持原样，比焕然一新更为复杂与艰难，必须要在不变动建筑外观结构的情况下，重新设计建筑的内部构造，并让这里大大小小上百间房合理运用。

为了让被岁月侵蚀的墙面按原型恢复如昨，破损的坏砖在修复过程中必须找到相似的老砖，纯手工一块块的去修葺。年久失修破损的铁窗，也得重新按照原版去 *** 安装。那些缺失的老式防火窗，也复原了做工精细的夹丝玻璃。

三万平方的打包厂，每一处修复，都蕴含着一颗颗匠人的心。

如今，这被精心修葺后的英式老建筑，变身为汉口文创谷中心的一部分，静候文创产业的入驻，四层楼的建筑内，二到四层都可以看到已投入使用或还在装修中的办公区域。人人影视和阿里云创新空间已经入驻，将来还有更多的文创企业和工作室会入驻这里。

除了文化创意类平台的聚集，多元化的内容也将渐渐填充到这个空间里。预计全部入驻后，这里将被划分成不同的功能区。

一楼将主要经营轻食及小吃，文创类店铺及展馆也会相继开启，还包括多功能汇报厅、高端商业服务区、休闲社交区，四楼率先开业的鹅社书店，不仅是爱书人的好去处，还会开设摄影讲座，不定期还有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展在这里举行。

平和打包厂博物馆也藏身在一楼的区域里，面前正在展出的是“城市的心灵，长江金岸”历史建筑绘画艺术展。展出的每一副画作，都是汉口租界老房子的记忆，从熟悉的江汉关，到汉口德国巡捕房，都以不同的绘画形式，共处在这展示空间里。

就像旧时岁月里那样，损坏的东西不是被抛弃或更新，而是被灌注情感的修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的平和打包厂，感觉不曾改变什么，却又一切都在改变。时代更迭，建筑虽被更大化的修复回原貌，但来到这里的新人，赋予了这座建筑新的气象与脾性。

如今这里，除了来这上班自带文艺气息的青年们，更多前往的是不同年纪的“摄影爱好者”们。若用小资及文艺去形容如今这片文创天地，未免太过肤浅。毕竟文创不是一次次的拍照打卡，文化也不仅是看书观展。

被打包的棉花虽然从平和打包厂消失了，但历史与文创，开始在这里被打包输送。那些对城市历史、以及文创文化感兴趣的人，在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武汉，又多了一座可以进入其中的老建筑，增添了一个可以触碰历史的新去处。

曾经繁华的汉口租界，如今依旧人来人往，113年历史的平和打包厂，是汉口租界区里被光阴眷顾的一处角落，被重新唤醒的它，大抵是幸运的，毕竟对于这座含蕴着太多故事的历史建筑而言，新生就意味着故事续集的开始。

愿武汉这座复杂的城市里，有更多如平和打包厂一样的地方，能让新与旧的事物，平和又和平的相处，共生。

文 // Zee

图 // 束也

江汉区南部片区崛起新地标城市更新再现老汉口繁华

^{铜人像标志周边改造效果图。}

湖北日报讯（记者张倩倩、通讯员朱素芳、黄新成）近日，武汉市江汉区南部片区武汉嘉里中心项目配套学校封顶，商业配套正加紧建设。这意味着江汉区南部片区以空间升级带动产业升级，“涅槃重生”开始“加速跑”，两江交汇处正崛起汉口历史风貌区内文化、商业新地标。

江汉区南部片区历史悠久，百年繁华留下了铜人像、集家嘴、江汉关、水塔等一批人文景观，有汉口之根、武汉之心之誉。随着时代发展，老旧小区集中、建筑低矮密集的南部片区成为破解旧城更新难点、呼应民生诉求、活化历史资源的重点。

借助汉口历史风貌区建设契机，江汉区全面挖掘延伸“老汉口”历史文脉，坚持“留改拆”并举，分期推进江汉历史风貌区建设，实现“功能重塑、产业重构、风貌重现”。该区先后改造提升了江汉路步行街项目，保护利用联保里、积庆里等特色里分，策划改造紫竹三期、磨子桥片等旧改项目，为老城新生注入生机和活力。

^{百年历史建筑邹协盛金号修缮改造效果图。}

2018年9月20日，嘉里建设集团竞得民权路和统一街交汇处的地块后，编制完成项目规划建筑方案和产业方案，并承诺运营管理项目所建商业、商务部分整体。2020年12月30日，武汉嘉里中心项目开工。

“‘留改拆’一直是我们秉承的城市更新改造思路。”江汉区 ***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两年来，该项目改造过程中，坚持守护铜人像标志地位，在附近打造优质公办学校，重视精神传承；修缮百年历史建筑邹协盛金号，保留历史建筑肌理，融入现代建筑元素，在实现功能重塑的同时，让人文与科技赋予区域全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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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口的本土电影业

1938年的中央大戏院，挑水的难民从门前经过。

电影在近代是个新玩意，老汉口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人们也开始在空余时间追求精神文化生活，享受这时尚的舶来品。

1909年，满春茶园开始兼放电影；1910年，荣华茶园及清闲俱乐部等游艺场也开始放映。电影开始在汉口立足。虽初期的电影艺术水准不高，娱乐性不强，但它作为一种现代娱乐方式，却有着戏剧等传统娱乐形式不具备的技术优势。电影的传入，开始改变汉口娱乐市场的竞争形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魔术师（汉阳人）朱莲奎向汉阳美利公司商行借得进口摄影机，现场拍摄起义军攻打清 *** 守军的场景，其中有10月22日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激战、11月16日反攻汉阳、二次光复汉口等镜头，取名为《武汉战争》，于12月1日在上海谋得利戏院首映。这可是最早的新闻纪录片了。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西洋文化的迅速传播，娱乐风尚逐步“欧化”，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开始普及。专业电影院开始在租界建立，并逐步影响华界。

老外们纷纷经营影院，搞得华商们羡慕不已，也把资金投向电影业。1927年，汉口商人陈立夫（名履福）在今中山大道一元路口开设世界影戏院，又名世界大戏院，1929年迁于中山大道，今五芳斋酒楼旁，曾改名长江电影院，主要放映国产影片。1944年，该影院毁于美军飞机轰炸。

1924年，汉口帮会大爷刘玉堂联合华侨江顺德、谭芹生合股10万元，承顶意大利商人鲍特的环球大戏院，将其重建并更名为光明大戏院，即中南剧场，位于今中山大道兰陵路口。顾无为曾组织大华剧团在此演出文明戏《啼笑因缘》，将汽车搬上舞台，轰动一时；武汉沦陷时被日军强占；抗战胜利后，改名“文化会堂”；1946年中华剧艺社和中国现代剧艺社分别在光明大戏院上演了《升官图》、《棠棣花》、《天国春秋》、《重庆二十四小时》、《塞上风云》和《清宫外史》。

1936年，梅兰芳在光明大戏院登台的广告。

老汉口，老汉口热干面加盟-第1张图片-

1950年中南大区成立后，光明大戏院改名“中南剧场”，常演话剧、歌舞剧，1996年拆除。2007年纪念话剧百年之际，中南剧场在京汉大道重建开业，再次成为江城话剧演出基地。

1954年，中南剧场里正在举行防汛烈士追悼活动。

另一家重要的华商电影院是“中华大戏院”，又名“康登大戏院”，建于1920年，位于黄兴路与胜利街交汇口，系由法商立兴洋行租给意大利人鮑特经营。1930年由华商郑孝坤改建，并投资上乘的设备，更名“明星大戏院”。

1931年，洪水中的明星大戏院。

还有一家“上海大戏院”，又名“上海影戏院”，1928年动工兴建，1930年完工，由浙江旅汉商人陈松林耗资8万银元新建上海大戏，位于洞庭街巴公房子对面，主营进口电影，曾以放映《出水芙蓉》一片轰动三镇。建国后，此处曾名“延安电影院”，后改名“中原电影院”。

20世纪20年代，受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华商趁机大力进军电影业。到1928年，华商的影院的数量超过外资影院。

1918年到1930年，是汉口电影业发展的黄金期，无论是专业还是兼映或季节性影院，都有所增加。到1929年，全市共有20家，其中专业的有11家，如果从1912年算起，平均每年增加1.15家。但红火的市场却遭遇到1931年武汉大水影响，市场走向凋零。1936年减至7家。

早期的影片均为无声片，1926年才出现了“蜡制声盘”的有声电影。1928年后“片上发声”的有声电影传入，汉口电影业进入到一个“有声时代”。

从1903年到1919年，由于华商实力不济，对外商基本上不成威胁，电影业主要是外商间的竞争，到1928年，华商电影院数量开始超过外商，就形成外商与华商间的竞争。

在片源上，汉口在1937年以前没有制片厂，中国的制片厂几乎集中于上海。1929年7月至1930年3月，经汉口市 *** 教育局审查获准放映的国产影片32部，舶来片200部，后者是国产片的6.21倍。1931年汉口大水灾前的7个月中，审查准映的影片为335部，其中国产片65部，舶来片270部，后者为前者的4.15倍。

新中国成立前，汉口的影院一般都采取直接供片方式，中外制片公司均是直接或间接由 *** 人与放映影院签订供片合同。初期，意商鲍特以中央大戏院为据点，经营发行进口影片。维多利亚大戏院、中央大戏院、上海大戏院3家专映外国影片。国产制片厂也派代表驻汉发行影片。如上海华威贸易公司负责人王梦萍作为上海各制片厂的代表驻汉，负责在华中发行国产影片。因影院与制片厂之间一般采取“租金拆账”方式分配利润，驻汉代表还具有监督影院售票额的任务。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制片公司拍摄了大量的“古装片”、“武侠片”，汉口影院追求票房利润，大放特放，对社会危害大。《火烧红莲寺》在百代大戏院首映后，有小学生仿效片中人物，出走江湖，“寻师访友，深山学道”，家长莫不引以为忧。在社会舆论下，汉口的影院对此有所收敛。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民族危机加重，民族精神相关问题成为观众、影院行业、制片行业共同关注的焦点。

1933年《狂流》在光明戏院映出，由于它真实再现了汉口1931年洪水之灾的悲惨情景，使汉口市民深感切肤之痛。随后，《渔光曲》、《桃李劫》、《大路》、《风云儿女》、《迷途的羔羊》、《夜半歌声》、《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片陆续上映，深受市民喜爱。有些电影歌曲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

1937年抗战爆发，汉口电影业迎来又一个高峰。1938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武汉成立后，拍摄了中国之一部抗战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汉口的电影业得以迅猛发展，除了一些老电影院焕发青春，位于花楼街的大华影院搬至六渡桥，改名新华电影院，各区又新增工人文化宫、大型厂矿企业设有自己的俱乐部，如武机、五一、海员、商职俱乐部等，节假日还在中山公园、解放公园等处放映露天电影。

?在老汉口回望“东方茶港”前世今生

多年前，我的早晨总是伴随着一阵氤氲的清香而醒来的。那香气温和、平静、优雅，带着天地山川之气息，那是茶叶的香味。有时是馥郁的红茶香，有时是清新的茉莉花茶香。这会儿我总会深深地吸一口气，那沁人心脾的香气，会在身体中流转，人也如同饮了一杯茶一样，神清气爽起来。那时我住在汉口南京路附近的茶叶公司宿舍，那空气中暗暗浮动的，正是对着我家窗子的茶厂制茶散发出的香气。

我母亲在这个公司工作，她有时候会出差，最远的是去一个叫满洲里的城市。满洲里，这个我此前极少听说，到现在也没去过的边陲小城，因为我母亲曾数度出差至此，而牢牢记住了它的名字。在中国地图上，它极为偏远，即使是九省通衢的武汉，也与它山水迢迢，相隔甚远。满洲里在哪？为什么要去满洲里？我问。在内蒙古。因为那是一个口岸城市，我们的茶叶要从那里出口到蒙古和俄罗斯。我母亲告诉我。在地图上看，满洲里挨着国境线，西临蒙古国，北接俄罗斯。母亲工作的公司茶叶出口贸易曾一度辉煌，深受这些外国客户的喜爱。

钟灵毓秀的湖北，长江在此蜿蜒流过，正适合茶叶这种天地间的山中瑞草生长，汇自然之灵气，赋山野之气韵。母亲告诉我湖北的茶叶当数宜昌和恩施的更佳，那里有性情相对温和的季节，湿润缠绵的雨季。尤其是湖北西南部较高的海拔，总有缥缈如纱的雾气在峰峦间萦绕，那是最滋养蕴藉茶叶的大自然的恩赐。有时新茶到了，泡一杯试汤色，只见清汤绿影、澄澈明心，品尝一口，有令人清心明目的淡淡豆香，中国人大多爱这一杯“只此青绿”。我导师亦是爱茶懂茶之人，曾跟我说，中国的好茶、名茶多出自于北纬三十度。而湖北的茶，也几乎都生长于地球这一神秘、奇特而美丽的纬线沿线之上。

外国人喜爱红茶、砖茶。我母亲工作的公司地址在南京路口，对面隔一条沿江大道便是武汉港，他们的红茶砖茶若走水路，便从这码头运上轮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再出海去也。我想，那湖北的茶本就汲天地灵气、日月精华，在汉口这“汉江朝宗”之地汇集并 *** ，每日听着江汉关叮叮咚咚的悦耳的钟声，长江上江轮长长短短的悠扬的汽笛声，茶也懂得了“诗与远方”，这茶叶不也变得更加诗意与醇厚？

多年以后，我查阅资料时才发现，早在一百多年前，江汉关下，沿江大道旁，这里就茶商茶帮云集、茶厂洋行林立，万里茶道的重镇与起点正是汉口，“东方茶港”的美誉名冠全球。顺丰砖茶厂、新泰砖茶厂、阜昌砖茶厂是当年汉口租界里名噪一时的三大茶厂。而我母亲单位所在地，正是当年的阜昌砖茶厂。甚至他们公司所在的南京路，当年也因茶得名，叫“阜昌路”。院里的一栋红砖小楼，原来是厂房，后来都分给职工当了住房，这是当年阜昌砖茶厂留下来的不多的遗迹了。

我母亲所在单位前身是1950年成立的中国茶叶总公司中南区分公司，计划经济时期，公司负责湖北省茶叶统购统销，及中南六省的茶叶调配出口。其间，公司经营的宜红茶经由汉口口岸运往海外多个国家。1951年至2000年，在出口量更大的年份里，公司出口的红茶数量几乎占全国红茶出口量的1/4。湖北的宜红茶与安徽的祁门红茶、云南的滇红茶并列为中国三大出口红茶……跨越两个世纪，这里仍出产“汉茶”并远销海外，来自楚地的南方嘉木，就这样沿着古老的万里茶道，走向了寒冷无茶的北方异国。原来，历史的发展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眼前的现实竟可以在历史中寻找到回响，窥见到它的前世今生。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商在汉口的茶叶市场逐渐萧条，俄商三大茶厂也悄悄退出了历史舞台。当沧海变成桑田，历史痕迹却默默隐藏在遗留下来的建筑里。读中学时，我每日从洞庭街上海路口的家中出发，沿洞庭街、胜利街一路骑行，路经当年的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抵达到学校。每日上学骑行沿途，总会被几幢漂亮独特的老房子吸引目光。巴公房子、李凡诺夫公馆、俄国领事馆……虽说汉口租界是“万国建筑博览会”，巴洛克或洛克克等各类风格的优秀建筑比比皆是，但最吸引眼球、令我念念不忘的，竟都是俄租界里这几幢老房子。或许是它们见证了我日日栉风沐雨、披星戴月的中学时光，竟如同老朋友一般，有“晨昏忧乐每相亲”之感。

巴公房子伫立在洞庭街和鄱阳街两条街交会处，正处在三角形的角尖上，像一艘乘风破浪向前航行的大船，因此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但细细看时，那正面高悬的围满精美雕花的“1910”字样，木制的宽大的百叶窗，都显出了它曾经的美丽与独特。几个幸存的外挑的欧式阳台，有着纤细的镂空雕花的栏杆，更令我不禁遐想：若时光倒流，回到它风华正茂的年代，是否有优雅的女子，时而步出寓所，在这阳台上沐浴日光，或以旁观者的闲适心态俯瞰街景，抑或是在黄昏的阳台上，看高低错落的建筑勾勒出的汉口的轮廓，虽没有山也是层峦叠嶂。巴公房子，如同一个经历了岁月烟尘的大家闺秀，虽美人迟暮、衣着破旧，但仍可以从笔挺的身板、不凡的气度中依稀辨认出她风姿卓绝的过往。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巴公房子的主人正是当年阜昌砖茶厂老板巴洛夫。巴洛夫在汉口买下这块地皮后，花15万两银子，修建公寓大楼。靠兰陵路这边的是“大巴公”，靠黄陂路这边的是“小巴公”，大小巴公合二为一便成了“巴公房子”。巴公房子前行不远处具有童话气质的红色别墅——李凡诺夫公馆，是外国人在中国所开之一家茶厂顺丰砖茶厂老板李凡诺夫的家。还有顶着“洋葱头”的东正教堂、沿江大道上的新泰大楼、华俄道胜银行……它们都是有故事的建筑，与茶相关，因茶而建，留下了万里茶道的历史印记。

2019年在“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之时，汉口俄商近代建筑群连同江汉关大楼、大智门火车站这三处遗产点共同上榜。循着茶文化轨迹，它们穿越百年时空，展示出“东方茶港”的昔日辉煌，也为这古老万里茶道延续了生命力，令人真切感受到历史不仅仅在书本上，也在可观赏可触摸的这些建筑上。

在春雨霏霏的二月的一天，我又回到了老汉口，惊喜地发现巴公房子已快修缮完毕。焕然一新的清水红砖已没有斑驳的痕迹，既带着时光的年轮，又呈现出质朴淡雅。修旧如旧的立柱、拱门、木窗、圆顶、露台……复古气息与时尚气质并存。细雨轻扬中，仍有不少人在这里驻足拍照打卡。伴随着汉口历史风貌区的保护与改造提升，承载了百年记忆的巴公房子已华丽“蝶变”，与周边历史文物建筑一起，将重现老汉口的风采与浪漫!

原载《长江日报·江花周刊》，作者徐迅。

老汉口新江岸 | 3.35平方公里的蝶变印记

老汉口的码头夫

世上有车夫、船夫、纤夫、挑夫、樵夫等，到码头扛包上货或卸货的人叫码头夫。“码头夫”三字，更先出现在由1915年出版的《汉口小志》记载中。

武汉最早的码头夫来源于武汉周边的破产农民。虽说早在 *** 战争前武汉周边就有大量破产农民，但到了汉口开埠之后，这些人才有了当长工之外的活路。

这些破产农民多来自黄陂、孝感、汉阳、新洲、鄂城、咸宁。外省的多来自川、赣、豫、湘等地，多因天灾兵祸而来。在时间上大体可分为光绪年间、京汉铁路及粤汉铁路全线通车以后、抗战胜利后等三个时期。

饱受帮会压榨

码头夫一出现就受到封建压榨，来后首先要给官府衙役当差，即无偿劳动，真正当起码头夫后，稍稍有点收入，又得给衙役“递包”（塞钱），不然他就不安排你活干，你照样会饿死。

随着码头工人的壮大，到新中国成立前，武汉出现大小码头帮会463个，码头帮会最初由同乡组成，如外省的河南帮，地盘在刘家庙一带、湖南帮的地盘在鹦鹉洲一带；然后又形成了行业帮会，这些帮会各自分工，互不配合，经常发生业务纠纷、争讼斗殴事件时常发生。后来在鹦鹉洲出现的南帮（湖南帮）和北帮（湖北帮）之间的对抗甚至持续上百年，中间甚至请过曾国藩来调停。

帮会最初是为了摆脱封建衙役而兴的反抗组织，后来却反过来成了压榨自己乡亲的小集团，也就是帮主代替衙役，受苦受难的永远是底层码头夫。为了巩固统治，帮主们纷纷宣扬封建迷信，这样底层码头夫就套上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枷锁。

武汉码头上下两层统治结构早在1861年就形成了，上层是封建官僚、政客，下层则是流氓、打手，后来出了帮会，人不同，结构却一样，受欺压的永远是贫苦工人。码头权势的分配，表现在上层是“争”，反映在下层是“打”，俗称“打码头、吃码头”。码头头佬与地痞流氓、帮会势力相互勾结，分块割据，在势力范围内开设烟、赌、娼馆。以致码头上地头蛇横行霸道，黑社会势力活动猖獗，殴打、械斗事件不断发生，官府不问，百姓侧目。

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这一恶风不但没改，反而愈演愈烈，发展到最厉害的时期，是抗日战争结束至建国前夕。据1947年 *** 的官方统计。仅那一年，武汉码头就发生械斗985起，平均每天2.6起。“码头皇帝”殷其周曾直言不讳地说：“要想官司赢，除非打死人”、“河里不翻船，岸上不起火，老子就没事干了！”

当时 *** 汉口市 *** 在1946年——1948年曾先后成立过“汉口市码头工人纠纷公断委员会”“码头力资评委员会”等多种组织欲加以制约，终因其统治性质问题，不过是贼喊捉贼罢了，状况没丝毫改变。

码头上的大头佬，通常是身着白裤褂，腰系黑飘带，头戴大礼帽，能武善打，威振一方，坐地分成。沈家庙是一个大码头，临近药帮巷，头佬胡玉清率诸码头夫主要起坡中药材，服务于汉帮、浙帮、江西帮、咸宁帮经营的药材行、药材栈、药材号、药材店等。药材一般都是大件，每捆300—500斤，有的重达800斤，须用两排跳板，两条扁担，四人打起号子才能起坡。

宝庆码头则是湖南帮的，因附近曹祥泰、坤记、申记几个大米店，该码头主要搬运大米，宝庆人也经常在码头经营拆旧船木料生意。大水巷码头主要起坡从老河口、汉川、天沔运来的棉花，每包重约180斤，皆由码头夫肩扛背驮。永宁巷、五彩巷、石码头，主要起坡由荆门、天门、襄樊等地运来的粮食，这些粮食都进入坡上的永丰、顺义等八大粮行，再分销市内。小新巷码头是水果码头，夏秋之际，水果产销旺盛，堆积如山，码头夫日夜背扛肩挑，分进各水果行。

工作条件险恶

“麦麸糠皮是我粮，屋檐滩头是我床”，这是当年武汉码头夫的生活写照。码头夫的工作条件极其险恶：扛几百斤货物，在码头与仓库间往返奔命，船与岸对接的是条尺把宽的窄木板，稍不小心就摔下去，人摔下去不要紧，要命的是沉重的货箱跟着砸下来；进仓库一般还得爬八九寸高的跳板堆货箱，真是“千年扁担万年箩，压得腰躬背又驼。”

一个壮劳力，如果从农村来汉口没有本钱，没有手艺，想在码头上揽个活干，要花钱买，好活上千块银元，中等的七八百块银元，最差也得两三百块银元。原“一分会”九组头佬刘树先1945年只有工人32人，到1949年增加到184人，以每人150块银元算，他就攫取了22800块银元。

码头夫还要准备一条扁担，这扁担绝不是竹制品，而是木扁担，不伤肩膀。形状有簸箕弯、一字翘和直扁担，材质有檀木（包括红檀木、白檀木）、槐木、榆木，也有用杨木做的，只是没有其他木材耐用。做扁担的树材木质紧致。通常一棵树一剖两半，成两根扁担。这木扁担可以挑五六百斤或者七八百斤。

清代同治七年（1867年）由黄式度、王廷桢修，王柏心纂的《续辑汉阳县志》记载，只有找到做码头夫的饭碗，才能“落寓偏僻小饭店及沿江、沿河棚厂”，“力趁糊口”。没有活干的，则在后湖一带荒郊临时搭起窝棚栖身。他们被官方嗤之为“不耕、不织、不贾、不商之民”、“庞杂足虑”的社会“危险分子”。

码头夫流的是血和汗，混一口力气饭，工钱微薄，头佬手上掌有扁担名额和无扁担名额，若有扁担名额的码头夫，每搬扛一天货物，按码头当天收入，由头佬按份分钱，每人三五银元不等。无扁担名额“拉洋荒”的临时工，则按四六、三七，甚至二八开，辛苦一天只能得几角、块把钱。但若想补上一条扁担名额，须向头佬交付二三百银元的扁担费，武汉关以下卸洋货的码头，甚至需交六百至八百银元。如此高昂的扁担费，使众多“拉洋荒”的临时工，不敢问津。

码头夫寿命短，文化低。因为用力多，很多人患疝气。做得好的，活得长的都是会用巧力的。码头上残酷，如果你的麻袋没拿稳，砸到人，对方可能会一脚将你踹倒，而那些会使用力的码头夫肩头横扛一袋，再竖一袋，俗语叫“猴带帽”，还能脚下生风，走路轻稳。

此外，头佬们还得巴结洋人，送给洋人的钱全从码头夫身上挤出。而洋人对码头夫却想打想杀“悉听尊便”，1925年五卅惨案后，英军警在汉阳太古码头随便开枪打死武汉码头夫，据当时的《向导周报》报道：“英水兵见群众气盛，当即开枪，击毙十几人，重伤三十多人，轻伤不计。”而事后的处理，是逮捕了群众二人，执行枪毙，并贴出布告，说这是“保护外侨”。

武汉沦陷期间，日寇实行军事管制，沿汉水一带，均用铁丝网隔断，坡上的仓库堆栈，均被强占为军用粮秣仓库，各业封门闭户，码头已无货可搬运。可码头夫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硬着头皮每天到日军仓库门前排队等候，到8点开门后，日军人员在被留用码头夫的背心上划“O”字母，算是“苦力”，搬运一天仅中午一碗糙米饭，无碗无筷，倒在破帽子里用手抓着吃，晚上发4角5分钱。有一次，一个“苦力”把破包内的糖偷偷装一点在袖筒里，不料被监工发现，竟被丢入汉水河内活活淹死。

抗日战争胜利后，码头搬运行业才又逐步恢复到战前状态。

新中国他们翻了身

1949年武汉解放时，武汉码头夫共有45085人，码头仍然被封建头佬把持。他们因长期直接受头佬盘剥，听信了他们的，所以对新生政权还认识不清。市失业工人救济处（地址在胜利街21中学隔壁）工作组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才将他们争取过来。

1949年8月31日是武汉码头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码头夫改名了，称码头工人了，好似枯木逢春，政治上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揪出恶霸头佬尹四保，掀起了斗争封建码头势力的序幕。

同年9月，武汉市人民 *** 成立了“码头管理处”，10月召开全市码头工人代表大会，连续发布《码头之一号布告》和《二号布告》规定不许打架行凶；打死人偿命，并就保障码头工人权益等作出了规定。混乱的汉口码头之一次有章可循，之一次成为码头工人们自己的码头。

之后，武汉市人民 *** 在工人自愿的基础上成立了32个搬运站，3个建筑板车运输站，4个直属大队共计3万多人，汉口码头企业化初现雏形。此外，市 *** 还安排部分码头工人的住处，将一些没收的沿河沿江的空闲住房分配给他们，使那些多年受苦受难的码头工人感受到党和人民 *** 的关怀和温暖。20世纪50年代，一级码头搬运工每月工资高达180元，工资福利待遇大为改善。

老汉口隐藏的美食“圣地”！爹爹婆婆垮江排队去吃

每个武汉伢的一天，都从过早开始。

论过早，碳水是“王道“，既满足味蕾又补充能量，为新的一天准备一个元气满满的身体。没有碳水怎么能算过了早！

又发现了一条宝藏巷，这里的碳水就蛮扎实！

市井喧闹中毫不起眼的小巷子里，却藏着最地道丰富的早点……吃一周都不重样！

没有蟹壳的蟹壳黄

从六渡桥地铁站C口出来，走两步转个角，就看到了这家店。小小的门面，开了蛮多年，是很多老武 *** 的记忆。

蟹壳黄，光听名字你是不是以为它是蟹黄做的，那可就错了。

就像老婆饼里没有老婆，蟹壳黄里面也没有蟹黄，只是因为形园且黄似蟹壳而得名。

从外表上看，蟹壳黄就和其他芝麻酥饼无二，咬一口，才知道酥饼内的“乾坤”。

酥到掉渣的外壳内里，是甜甜的桂花糖和红绿丝，趁热吃还能感受融化的糖在舌尖上流动，那叫一个香！

巷中顶流糯米鸡：3元吃撑！